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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屠海鳴:內地高官調動 用人思路港可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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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18 19:37 | 稿件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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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16日),廣東省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王偉中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王偉中曾任深圳市委書記,與香港打交道的時間較多,熟悉粵港澳3地,他主政廣東,對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會大有裨益。

除了廣東省,最近內地省部級高官密集調整,如上海市政協主席董雲虎轉任上海市人大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唐方裕調任重慶市政協主席、司法部部長唐一軍赴任江西省政協主席等。據不完全統計,本月涉及到省部級幹部調整多達80餘人,涉及到多個國家部委和差不多半數以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海、北京、江蘇、浙江、陝西、安徽、山東、湖北、海南等10多個省市,迎來20多位新任副省(市)長。

此次調整中,許多官員或從黨委、政府機關專任人大、政協機關,或直接退休。人事有代謝,並不足為奇,但觀察各地黨政主官的配備,可以看出二十大後中央的用人思路,而這正是今天的香港值得借鑑的地方。

(圖源:新華社)

民族復興路上 忠誠度要求更高

甚麼人會得到中央的重用?首先要看他能幹甚麼事。中共二十大確定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並不容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曾經用“風高浪急”形容走過的路,又用“驚濤駭浪”告誡各級幹部未來可能遭遇的風險。站在高處,最能看清前路,中央對民族復興之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種麻煩、隱患,估計得很充分,選人用人上必然對政治忠誠度提出更高要求。

忠誠,是從政者的基本素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從這次重用的官員來看,政治忠誠是放在第一位的,新提拔的官員都得到了“政治立場堅定”“‘四個意識’強”“‘兩個維護’堅決”的評價;再回溯以往內地落馬的高官,有的理想信念喪失,有的拉“小圈子”、搞“團團夥夥”,有的“對黨不忠誠、不老實”……歸根結底,是“忠誠度”出了問題。

中央對官員忠誠度如此看重,這也給香港諸多啟示。香港公務員隊伍長期奉行“中立”原則,甚至在涉及到國家安全、香港利益的重大問題時,也“保持中立”,不願表明自己的立場,這與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的職責是相悖的。

“修例風波”之後,特區政府要求所有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這是正本清源之舉,公務員的宣誓與效忠制度,理應長期堅持下去。

此次內地高官大範圍調整,有一個鮮明特點:加大了交流力度。地方與中央部委之間、不同地區之間、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之間、人大與政協之間,都進行大規模交流,許多省份的官員都跨省交流。

加大交流 多崗位歷練長見識

經風雨,才能長見識、增才幹。交流之目的,是令官員多崗位歷練,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一個行業幹久了,不僅產生懈怠感,而且容易形成思維定勢,想問題容易“一根筋”。分析這次得到重用的官員,每個人的履歷都非常豐富,有的20多年前就是省級機關的年輕人,幹到科長、處長級別,放到某個縣(區)任職,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今天才走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期間,有的還從溫暖的南方調到寒冷的北方、從發達的東部地區調到艱苦的大西北任職數年,如此反覆錘鍊,官員的眼界思維優於常人,對國家大局的理解更加精準,對基層民眾的情感更加深厚,走上高位以後,在應對複雜局面時,“時、度、效”把握得恰到好處。

香港的公務員體系,脫胎於英國統治時期,固然有許多可取之處,但從回歸以來管治效果來看,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住房難”在香港長期得不到解決,幾乎每屆政府都承諾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結果如何呢?現在輪候時間不僅沒有縮短,甚至比董建華時代更長了。

特區政府官員也應該多崗位歷練。“屁股決定腦袋”,坐在甚麼位子,就會想甚麼問題,就會從位子的角度想問題;多坐幾個位子,思考問題的角度多了,思路就打開了,化解矛盾的辦法就多了,官員的能力、魄力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缺啥補啥”按需配置 增管治效能

這次內地高官大範圍調整,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出任某些省份的副省長,被民間稱為“金融副省長”,說明中央對金融愈來愈重視。

習近平多次提到,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綫,這樣的人事布局,體現了“缺啥補啥”的原則。內地的金融人才集中在金融機構,各地黨政領導班子中懂金融的人不多,而近年來各地遇到金融領域的問題愈來愈多,“按需配置”也就成為任用幹部的一個原則。

特區政府要提高管治效能,也可以借鑑這個思路。化解難題需要甚麼人才,就配置甚麼人才;需要哪些部門參與,就安排哪些部門參與;需要甚麼級別的官員牽頭,就安排甚麼級別的官員牽頭。行政長官李家超就任後,針對住房、扶貧等4大難題,成立了“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分別由司長級官員牽頭負責,此舉屬異曲同工,特區政府應在這方面繼續探索,因事配官、因事用人,“缺啥補啥”,不可停步!

工科人才從政 實現科技自立自強

內地這次大範圍調整的省部級官員正職,大都出生在1961年至1963年左右,正是1978年內地恢復高考後的第一、第二、第三批大學生,許多人大學畢業後繼續深造,拿到了博士學位;還有一些人長期在工業科技領域工作,有的還曾擔任過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帶頭人,走上從政之路,都是中共十八大以後的事。

愈來愈多高學歷工科人才走上省部級的位子,這也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需要。作為官員,當然用不着在某個領域非常專業,但具有工科背景的人成為高官,對科技創新會更加重視;若對科技創新能理解、會支持,效果肯定會好。

香港的創新科技被耽誤多年,至今遠遠落後於深圳。現在要奮起直追,應該選用一批懂科技、懂創新的人擔任政府官員,這樣的官員具備與科學家對話的素質,才能提升工作質效。

內地的人事調整歷來是港人關注的話題,但以往某些人熱衷於分析“內部鬥爭”,其實是捨本求末。從內地官員此次大範圍調整的模式、機制、路徑,看清中國發展的大方向、大戰略、大趨勢,才是最重要的,而今次內地高官大範圍調整,與中共二十大的戰略布局密切相關、緊密相連,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應該從中讀出深意、悟出道理,亦可借鑑其用人理念與價值,提升自身的管治能力和水平。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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