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香港的“光纖之父” 高錕因為在光學通信方面作出突破性科學成就，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至此，“諾貝爾”三個字成為香港學子乃至普邏大眾的時代記憶和關注焦點。隨著楊振寧、屠呦呦等諾獎得主與香港的深厚淵源，對許多香港市民而言，諾貝爾獎得主成了他們心中的精神符號。

心馳神往、高山仰止。今年的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化學、文學、經濟學、和平獎等的獎項得主都已昭告天下、公諸於世。

這些獎項是人類探索未知世界的智慧結晶，更體現出跨學科、國際化、重長期價值的鮮明特質。他們或跨界賦能、深耕不輟，或終身求索、守根固本，或心懷蒼生、秉持正義，跨越時代更迭、打破地域隔閡，不止是一份榮譽、一枚獎章，更是丈量現代文明高度、厚度與溫度的一把精準標尺。

行政長官李家超多次指出，香港始終堅守科研初心、尊重基礎研究規律、廣納全球頂尖人才，堅持以創新突破賦能產業升級、以科技力量支撐城市高質量發展。

識微知著、大道至簡，以香港視角看諾獎，解讀其背後的科研邏輯、人才邏輯、應用邏輯，可以照見自身的優勢和短板，明確精進的方向和策略。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香港關注。

厚植根基 深耕基礎研究土壤

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卡爾·戴塞羅思等三位光遺傳學的開創者，他們最初只是對藻類光敏蛋白的基礎探究，多年之後，這項基礎發現徹底重塑神經科學，為癲癇、帕金森、視網膜疾病等疑難病症打開全新治療路徑。

化學獎授予：亨利·B·卡甘等兩位科學家，表彰他們對不對稱自催化與手性合成領域的科研突破。同樣是歷經數十年沉澱的基礎理論研究，如今已經成為現代藥物合成不可或缺的科學基石。

這印證了一個樸素道理：重大應用成果，往往萌發於一時看不到商業回報的基礎研究。

時下，香港的基礎研究有兩大優勢：

其一，根深葉茂，基礎條件好。香港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匯聚大批高水平科研人員，InnoHK研發平台、全國重點實驗室持續落地，某些領域的基礎研究水平在全球處於“第一梯隊”。

其二，謀篇佈局，有長遠規劃。 特區政府制定的首份五年規劃，以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核心載體，系統佈局基礎研究與前沿科創發展。同時，加大長期、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經費投入，鼓勵科研團隊深耕長線研究、潛心攻關突破。

然而，也應注意一個問題：香港是一個節奏快、流通活的商業社會，香港社會素有“搵快錢”的心理，而基礎研究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經年累月、曠日彌久，從政府部門、到科研機構、再到社會各界，都要尊重基礎研究的規律，允許科研項目歷經漫長週期，形成“耐心等待，包容失敗”的社會氛圍。在這方面，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諾獎看重“長線項目”給香港兩點啓示：一是，虛懷若谷，香港要打造支持包容基礎研究的社會氛圍，為基礎研究擁有更好的土壤；二是，海納百川，香港要用好香港國際化學術生態，持續舉辦香江諾貝論壇等高端學術交流活動，主動對接全球頂尖科研思想，讓香港成為亞太基礎科學交流的重要前沿和樞紐 。

四海聚才 打造吸引人才“強磁場”

分析諾獎獲獎名單可以發現，重大科研突破幾乎離不開跨國協作，開放包容、人才多元，是孕育重大科學突破的重要沃土。

比如，獲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彼得·黑格曼等三位科學家分別任職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和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又比如，獲經濟學獎的：羅伯特·E·霍爾等兩位經濟學家，融合不同經濟體實踐經驗，最終形成可以供全球參考的宏觀治理框架 。

這再次證明：封閉狹隘難以催生偉大創新，思想的碰撞、多元人才的交匯，才能夠點燃突破的火花。

“一國兩制”賦予香港得天獨厚的國際化特質，這是香港區別於很多城市的核心競爭力。近年來，不斷有諾獎級別科學家受聘香港高校，給香港基礎研究帶來活力。比如，香港大學引進了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安德烈·海姆爵士、20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費倫茨·克勞斯教授。兩位諾獎得主不僅組建前沿實驗室，還開設講座、招收青年學者，言傳身教培育本土科研後備力量，帶動香港基礎科研氛圍持續升溫。

但也要看到，香港想要留住頂尖人才、培育本土新生代科研力量，依然需要做許多“功課”。參考諾獎背後人才成長規律，香港的當務之急是做好兩件事：一是，按部就班，用好北部都會區大學城規劃，擴大博士獎學金名額，給青年科研人員充足經費與獨立研究空間，破除論資排輩； 二是，相得益彰，依託大灣區區位優勢，打通內地與香港人才雙向流動通道，實現內地科研力量與香港國際化平台優勢互補。

科學沒有國界，人才卻需要沃土。香港應當持續放大自身開放優勢，打造吸引國際高端科研人才的“強磁場”，集腋成裘、合力擎天，把國際化優勢轉化為創新發展勝勢。

知行相濟 打通科研轉化路徑

諾獎不只是表彰實驗室的奇思妙想，更看重科學成果回饋人類社會的價值。聚焦本屆諾獎就會發現，其應用性很強。

比如，硤合憲三等兩位科學家因發現“不對稱有機合成中的非線性效應和自催化現象”獲獎，該成果為手性藥物的合成提供重要思路，降低藥品的副作用。‌又比如，邁克爾·伍德福德等兩位經濟學家的宏觀經濟理論，已成為全球央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基礎，直接影響利率決策、財政刺激和“前瞻指引”等政策工具。‌‌

這提示人們：科學研究的終極意義，在於解決現實社會的痛點，對症下藥、標本兼治。    

香港長期存在科研成果向產業轉化不足的問題。借鑒諾獎成果的演進路徑，香港應當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持之以恆，守護基礎研究的純粹性，尊重科學探索自身規律；另一方面，研以致用，主動搭建橋梁，推動科研對接社會需求。

比如，在生命健康領域，香港可把InnoHK醫療科技集群的科研成果，轉化為老年慢性病的診療方案，回應香港人口老齡化的民生難題。

又比如， 在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領域，香港可把化學，以及環境科學的前沿研究成果，與香港金融樞紐優勢結合起來，服務亞太綠色轉型的融資需求。

融會貫通、溶於一爐。對於香港而言，不必以斬獲諾獎作為短期目標，卻應當汲取諾獎背後的底層邏輯：尊重基礎研究、善待各類人才、堅持開放包容、推動科研服務社會。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多次指出，香港基礎科研底蘊深厚，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大有可為。希望香港社會沉下心深耕科研，把科研優勢轉化為發展動能，在服務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進程中，實現自身更好更高質量的發展。

夏主任所言“沉下心深耕科研”，直指要害、鞭辟入裡。中央寄予厚望，諾獎啓示良多、受益匪淺，香港確實還需加一把勁！

（本文作者爲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