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多年，中美科技關係的基本格局是：美國在基礎研究、核心軟件、科研平台和國際標準等上游環節佔據優勢，中國則依靠製造業規模、市場開放和國際合作加快技術追趕。如今，這一結構正在發生變化。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03—2007年，美國曾在其追蹤的64項關鍵技術中的60項領先；到2019—2023年，中國已在57項技術中居首。2026年，該追蹤範圍擴大到74項技術，按照2021—2025年的高影響力論文統計，中國在69項中排名第一。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全面取代美國，卻表明中美科技競爭正從“領先者與追趕者”的關係，轉變為兩個大型創新體系之間的長期較量。中國科技實力上升提高了雙方維持關係穩定的必要性，但也可能加劇安全困境。

一、中國科技上升具有系統性基礎

中國科技能力的提升並非少數項目推動的偶然現象，而是研發投入、人才培養、大學科研、產業集群、製造體系和國內市場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

按購買力平價和國際可比口徑計算，2024年中國研發投入約為1.028萬億美元，美國約為1.009萬億美元，兩國合計接近全球研發投入的六成。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研發經費支出達到39262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80%；基礎研究經費為2778億元，技術合同成交額達到75734億元。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6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位列全球第十，創新產出排名第五，並擁有25個全球百強創新集群。大學、實驗室、工程師、供應商、資本和製造企業形成集聚後，會產生知識外溢與規模效應。因此，只要科研投入和人才培養不出現長期收縮，中國已經形成的科技與製造能力就很難被短期逆轉。

二、中美優勢將長期結構性分化

未來中美科技競爭不太可能表現為一國在所有領域全面領先，而更可能形成各有所長、相互制約的結構。

中國的主要優勢集中於新能源、電池、電氣設備、通信基礎設施、先進材料、無人系統和規模化製造。這些領域與產業鏈配套、工程經驗和市場容量緊密相關。中國能夠通過大規模應用不斷改進技術，並迅速降低生產成本。

美國的優勢則主要體現在基礎軟件、人工智能底層平台、高端芯片設計、科研儀器、創新藥物、航空航天、風險投資和國際技術標準等方面。2024年，中國知識與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增加值約為2.4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美國則佔全球知識與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增加值的43%，在軟件出版領域約佔全球增加值的四分之三。

因此，中美科技競爭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中國更強於製造、工程化和技術擴散，美國則在原創生態、軟件平台、金融支持和高價值服務方面保持優勢。

三、中國優勢能否持續仍有約束

科研規模領先並不等於競爭優勢可以自然延續。中國首先需要提高基礎研究質量。重大原創發現通常難以按照行政計劃產生，需要長期投入、自由探索以及對失敗的容忍。如果科研評價過分強調短期成果，投入增加未必能帶來相同比例的原創突破。

其次，科研評價應從數量轉向質量。中國已經擁有大量論文和專利，下一階段更稀缺的是原創成果、高價值專利和能夠建立產業生態的技術。評價體系應更加重視數據可靠性、實際貢獻和長期影響，減少重複研究與資源錯配。

再次，科技自主不能等同於科研封閉。2024年，中國國際合作論文佔本國論文總量的16%，低於2018年的22%；但中國仍是美國科研人員最重要的國際合作夥伴之一。真正的科技自主，是在保持國際交流的同時，具備抵禦外部限制的能力。

最後，科研成果必須形成商業回報。中國具有較強的製造轉化能力，但在基礎軟件、國際技術平台、創新藥和全球品牌方面仍有不足。只有改善科技企業融資、中試服務和知識產權定價機制，論文與專利優勢才能進一步轉化為產業價值。

四、美國仍有強大的科技組織能力

中國科技實力上升，並不意味著美國優勢迅速消失。美國擁有頂尖大學、國家實驗室、科技企業、風險投資機構和成熟資本市場，可以將基礎研究轉化為專利、平台、標準和商業模式。美國在高被引論文、高影響力專利、高端服務和風險資本支持的創新方面仍然領先。

美國還擁有科技聯盟優勢。日本、韓國、荷蘭、德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分別在半導體設備、先進材料、生物醫藥、基礎科學和關鍵礦產等領域具有專長。如果科技競爭進一步集團化，中國面對的將不只是美國，而是一個由技術、資本、人才、市場和標準構成的聯盟網絡。

不過，美國也面臨製造業外移、科研政策政治化和國際人才環境惡化等問題。如果國家安全邊界不斷擴大，出口管制和人員限制也可能損害美國科研體系賴以成功的開放性。

五、科技實力接近提高了中美戰略穩定關係的需求

中國科技和產業能力上升，首先改變了中美競爭的成本結構。美國仍可借助芯片、設備、軟件、金融和盟友體系施壓；中國則擁有龐大市場、完整製造業、新能源供應鏈、關鍵礦產加工能力及不斷增長的知識產權。

雙方均具備使對方付出較高代價的能力，全面脫鉤的成本因此不斷上升。2026年9月，中美公佈的相關成果文件提出推進貿易對話，建立人工智能溝通渠道，並加強軍事危機預防。這些安排體現了一種新的關係邏輯：戰略競爭仍將繼續，敏感技術限制不會消失，但雙方需要為經貿、科技和軍事互動設置最低限度的護欄。

實力相對接近，使談判和危機管理更有必要。當任何一方都無法低成本迫使對方讓步時，通過規則控制競爭烈度，就成為更現實的選擇。

六、科技均勢也會加劇安全困境

科技能力接近並不必然帶來和平。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先進芯片和無人系統都具有軍民兩用性質。美國可能因為中國科研能力上升而擴大出口管制，中國則可能通過自主替代和稀土等供應鏈反制加以回應。

雙方都容易把自己的政策解釋為防禦，卻將對方的類似行動視為進攻，從而形成安全困境。台海、南海和第三方地區衝突，也可能迅速衝擊科技與經貿溝通機制。

因此，競爭穩定至少需要三個條件：國家安全概念不能無限擴大，科技和供應鏈優勢不能被過度“武器化”，雙方必須保持有效的政治與軍事溝通。缺少這些約束，實力接近反而可能增加誤判風險。

結語：走向“競爭性穩定”

未來中美關係最可能出現的狀態，既不是恢復過去的全面接觸，也不是徹底脫鉤，而是“競爭性穩定”：雙方在人工智能、芯片、量子和生物技術等領域繼續競爭，在普通貿易、氣候、公共衛生及人工智能安全等問題上保留有限合作，並通過專業對話和危機溝通防止衝突升級。

中國科技牌增多，為中美建立相對穩定的競爭關係提供了力量基礎，卻不能自動保證穩定。真正決定兩國關係走向的，不是雙方擁有多少制約對方的工具，而是能否把實力接近轉化為規則意識，把相互威懾轉化為危機管控，將科技競爭限制在不發生全面衝突的邊界之內。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通社特約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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