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深刻變化。過去長期依靠投資拉動、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在內外環境發生系統性變化之後，增長邊際效應持續遞減，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近年來國內需求偏弱的根本問題，不是投資不足，而是消費需求不足；中國經濟最大的結構性扭曲，是投資與消費關係的長期失衡。準確認識、辯證把握投資和消費的關係，是穩定宏觀經濟、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化解產能過剩與通貨緊縮壓力的關鍵所在。
一、學界視角分化：擴大內需中的投資派與消費派觀點
近年來，經濟學家圍繞“如何擴大內需、穩定增長”形成了兩種代表性思路，分別聚焦投資擴張與消費提振，構成理解當前宏觀政策選擇的重要理論參照。林毅夫、余永定等經濟學家長期堅持擴大投資的立場，認為不能簡單否定投資作用。他們指出，中國經濟仍存在大量基礎設施短板、公共服務短板與產業升級短板，投資不是過剩，而是結構性不足。在外部需求不確定性加大、內需修復緩慢的情況下，適度擴大政府主導的有效投資、撬動社會投資，是對沖經濟下行壓力、防止經濟慣性下滑的重要手段。總體而言，當前穩增長要更加倚重投資，以投資穩增長、以增長帶消費。
與之相對，鄭新立、黃亞生等學者更多從長期結構視角出發，強調提振消費才是擴大內需的根本。鄭新立長期堅持，內需不足的根源不是投資不夠，而是居民消費能力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單純依靠投資拉動，容易加劇產能擴張，如果消費跟不上，必然形成新的產能過剩，無法實現良性循環。因此，擴大內需的治本之策，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優化分配結構、釋放消費潛力。
黃亞生進一步指出，中國消費不足的核心問題是普通居民、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佔比偏低。高收入群體、企業和政府部門儲蓄率高、消費傾向低，而廣大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意願最強、邊際消費傾向最高。長期以來政策資源過度投向企業端和投資端，導致產出不斷擴張，但居民消費能力沒有同步提升，最終必然出現供需失衡。因此，解決內需問題必須回歸消費本位，把提高居民收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作為核心抓手。
二、辯證重構投資消費關係：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誤區
針對學界的投資與消費觀點分歧，本人主張突破“要麼重投資、要麼重消費”的二元對立思維，認為投資和消費不是對立替代關係，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統一整體，不能簡單搞成非此即彼。在中國當前特定的發展階段與經濟結構條件下，必須堅持精準定位、辯證理解二者關係，也就是中央文件多次強調的：投資發揮關鍵作用，消費發揮基礎作用。
從宏觀經濟循環邏輯來看，投資承擔短期穩增長、調結構、補短板、培育新動能的關鍵功能，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變量；而消費是最終需求，是一切生產、投資、供給的最終歸宿，決定產能是否有效、投資是否可持續，構成經濟增長的基礎。健康的國民經濟循環，必然是投資創造供給、創造就業、創造收入，收入提升支撐消費擴張，消費擴張反過來引導有效投資、優化產能結構、淘汰無效產能，最終形成投資促進消費、消費牽引投資的雙向正向循環。
從經濟發展階段演進來看，中國在工業化初期、中期堅持“投資優先”原則，具備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彼時國內資本稀缺、基礎設施薄弱、產業體系不完善，高強度投資能快速補齊發展短板、積累物質資本、推動經濟起飛。但隨着中國人均收入突破1萬美元，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需求結構、增長動力發生根本性變革，繼續簡單沿襲過去“投資優先”的粗放增長模式，已然不合時宜。現階段經濟矛盾不再是供給短缺、資本不足，而是供給過剩、內需不足，投資的邊際拉動效應持續走低。
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最核心、最主導的矛盾，就是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正因為消費這個“基礎作用”長期弱化，才導致投資的“關鍵作用”無法正常發揮。消費不足導致國內最終需求偏弱，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被國內市場充分消化，直接造成普遍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導致企業盈利承壓、市場競爭加劇，出現大量內捲式競爭、低效競爭；進而壓制企業新增投資意願，出現看似“投資不足”的表象。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諸多現實問題，充分印證了盲目擴大投資的弊端。當下企業間相互拖欠賬款形成的大範圍“三角債”問題，市場現金流循環受阻；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累積，債務壓力不斷攀升；各地各類開發區、產業園區存在大量土地拋荒、閒置浪費現象。這些問題疊加滋生銀行不良資產攀升、社會資源錯配浪費等一系列病症。在全社會產能普遍過剩的背景下，有觀點認為，此時繼續盲目擴大政府投資無異於“一劑毒藥”，可謂一語中的。簡言之，當前的投資不足、產能過剩、通縮壓力，根源都是消費不足。抓住消費不足這一主要矛盾，就抓住了當前宏觀經濟治理的牛鼻子。
三、關鍵經濟數據：印證消費不足的結構性矛盾
當前內需結構性問題並非主觀判斷，而是可以通過經濟數據清晰驗證。三組關鍵數據充分說明，國民收入結構、供需結構、金融信貸結構的三重扭曲，全部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消費偏弱、內需短板突出。
第一，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長期扭曲，居民收入佔比顯著偏低，從源頭制約消費擴容。長期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佔比僅維持在40%多的水平，相比國際平均水平低了約20個百分點。這一結構性偏差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財富中的份額偏低，消費潛力難以釋放，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無法穩定維持在60%以上的合理水平，出現“經濟總量大、消費拉動弱”的結構性錯配。財富更多集中在企業部門與政府部門，更多轉化為投資和積累，而不是居民消費，長期固化了“重投資、輕消費”的思維慣性。
第二，供需結構嚴重失衡，需弱供強矛盾突出。從供需匹配角度看，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全國可供給產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商品）中的佔比僅為70%左右，意味着國內生產的產品中有近三成無法通過國內消費消化，須依靠出口市場消化產能。數據顯示，最近十年中國外貿順差累計達7萬多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巨額外匯收入並未有效回流境內、轉化為國內消費和投資，一個非常直觀的間接證據就是近十年外匯儲備規模基本穩定。大量貿易盈餘滯留境外，未形成國內有效需求，弱化了內需循環能力。
第三，銀行信貸資金結構嚴重扭曲，疫情後資源錯配問題進一步加劇。資金流向結構是觀察投資消費失衡最靈敏的金融指標。疫情前五年（2015-2019年），銀行對企業部門和居民家庭投放的長期信貸比例大致維持在60%∶40%，基本兼顧企業生產投資與居民消費、居民資產配置需求。但自2020年疫情以來，信貸結構發生劇烈傾斜，企業與居民長期信貸比例變為85%∶15%。大量金融資源集中流向企業部門，持續支持產能擴張、項目投資、生產供給，但居民端信貸與消費能力持續收縮。最終形成典型結構性矛盾：資金不斷擴產能、消費持續托不住產能，產品滯銷、庫存積壓、市場內捲加劇，產能過剩問題常態化，通貨緊縮持續影響經濟發展。
四、結構性改革破局：以居民增收為核心重塑投資消費良性循環
基於對當前經濟結構性矛盾的基本判斷，我認為，糾正投資和消費關係扭曲、重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必須牢牢抓住增加居民收入這一核心突破口，重點聚焦農民群體和城市低收入群體，通過多維度政策創新、制度改革，系統性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夯實內需基礎。
第一，將公平競爭政策真正落地，大力發展民營企業，以充分就業帶動居民增收。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居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民營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也是穩定居民收入的核心載體。擴大消費、改善民生，根本要靠發展民營經濟。要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減輕中小微企業負擔、破除各類隱性壁壘，有效穩定市場主體、擴大就業容量。通過民營經濟帶動充分就業，是提升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基礎消費最有效的路徑。
第二，拓寬居民增收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穩定的財產性收入能夠提升居民消費信心與消費能力。要持續穩定房地產市場，穩預期、穩房價、穩資產，避免居民家庭資產大幅波動，穩住居民財富基本盤。同時持續規範和發展資本市場，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推動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穩定發展，讓更多居民能夠通過資本市場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增加可持續的財產性收入，為消費擴容提供長效支撐。
第三，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創新政策工具、完善民生兜底。居民消費不足、儲蓄意願偏高，重要原因在於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居民存在預防性儲蓄動機。要通過制度創新優化社保資金來源，重啟將上市公司國有股票無償劃撥至國家社保基金賬戶，增強社保體系可持續性。重點向農村居民、退休農民、城市低收入群體傾斜，顯著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完善養老、醫療、兜底保障體系，降低居民後顧之憂。
總之，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矛盾不是要不要投資、要不要消費的選擇問題，而是如何糾正長期結構性扭曲、實現投資消費良性循環的問題。未來宏觀調控必須跳出二元對立思維，堅持“投資發揮關鍵作用、消費發揮基礎作用”的辯證定位，以居民增收為主線，以民營經濟穩就業、資本市場穩財產收入、社保改革穩民生為抓手，持續優化收入分配結構、供需結構與金融資源配置結構，逐步化解產能過剩、內捲競爭與通縮壓力，真正構建投資牽引消費、消費支撐投資的高質量內需循環體系。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通社特約作者、洪略全球智庫（HLC）理事長，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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