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0月5日電(記者 王少喆)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深刻變化。過去長期依靠投資拉動、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邊際效應持續遞減,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近日,洪略全球智庫(HLC)理事長徐洪才向香港新聞網指出,近年來國內需求偏弱的根本問題,不是投資不足,而是消費需求不足;中國經濟最大的結構性扭曲,是投資與消費關係的長期失衡。準確認識、辯證把握投資和消費的關係,是穩定宏觀經濟、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化解產能過剩與通貨緊縮壓力的關鍵所在。
徐洪才表示,學界圍繞擴大內需形成了兩種代表性思路。林毅夫、余永定等學者堅持擴大投資,認為中國仍存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與產業升級短板,投資是結構性不足。在外部不確定性加大、內需修復緩慢的情況下,適度擴大有效投資是對沖下行壓力的重要手段。鄭新立、黃亞生等學者則強調提振消費才是根本。鄭新立指出,內需不足的根源是居民消費能力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黃亞生進一步認為,普通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佔比偏低,政策資源長期過度投向企業端和投資端,導致產出擴張但消費能力未能同步提升。
對此,徐洪才主張突破“要麼重投資、要麼重消費”的二元對立。他強調,投資和消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統一整體。中央文件多次明確:投資發揮關鍵作用,消費發揮基礎作用。從宏觀循環看,投資創造供給、就業與收入,消費則是最終需求,決定產能是否有效、投資是否可持續。健康的循環應是投資促進消費、消費牽引投資。
徐洪才指出,中國在工業化初期堅持“投資優先”具有歷史合理性,但隨着人均收入突破1萬美元,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矛盾已從供給短缺轉向供給過剩、內需不足,投資邊際效應持續走低。“當前最突出、最核心的矛盾就是消費需求嚴重不足。”他說,正因為消費基礎作用長期弱化,才導致投資關鍵作用無法正常發揮。消費不足造成產能過剩,企業盈利承壓、內捲加劇,進而壓制新增投資意願,出現看似“投資不足”的表象。
他進一步指出,當下企業間大範圍“三角債”、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累積、開發區土地閒置等問題,充分印證了盲目擴大投資的弊端。在產能普遍過剩的背景下,繼續盲目擴大政府投資無異於“一劑毒藥”。當前投資不足、產能過剩、通縮壓力的根源,都是消費不足。抓住這一主要矛盾,就抓住了宏觀經濟治理的牛鼻子。
徐洪才強調,內需結構性問題可由三組關鍵數據清晰驗證。第一,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佔比長期僅維持在40%多,比國際平均水平低約20個百分點,直接制約消費潛力,導致消費對增長的拉動難以穩定在60%以上。第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佔全國可供給產品(零售+出口)的比重僅約70%,近三成產能依賴出口。最近十年外貿順差累計超7萬億美元,但外匯儲備基本穩定,說明大量盈餘未有效回流轉化為國內需求。第三,疫情前企業與居民長期信貸比例約為60%∶40%,疫情後變為85%∶15%,金融資源過度流向企業端擴產能,居民消費能力持續收縮,形成“資金擴產能、消費托不住”的結構性矛盾。
基於上述判斷,徐洪才認為,必須牢牢抓住增加居民收入這一核心突破口,重點聚焦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他建議:一是將公平競爭政策真正落地,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以充分就業帶動增收,民營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二是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穩定房地產市場、規範發展資本市場,讓更多居民分享發展成果;三是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重啟國有股劃轉充實社保基金,顯著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完善養老醫療兜底,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
徐洪才最後強調,當前核心矛盾不是要不要投資或消費的選擇問題,而是如何糾正長期結構性扭曲、實現投資消費良性循環。未來宏觀調控必須堅持“投資發揮關鍵作用、消費發揮基礎作用”,以居民增收為主線,持續優化收入分配、供需與金融資源配置結構,逐步化解產能過剩、內捲與通縮壓力,真正構建高質量內需循環體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