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八輪經貿磋商取得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中國商務部美大司負責人2026年9月28日表示，雙方同意以對等方式降低從對方進口的約300億美元產品關稅，其中各自超過九成產品將恢復最惠國關稅待遇；雙方還進一步落實並啟動貿易理事會、投資理事會等機制，推進農業、金融服務、人工智慧等領域合作，並將有關經貿安排延長至2027年1月10日。

隨後，中方公布《中美貿易理事會工作規程》《“300億對300億”框架職責文件》以及中美雙方進口產品清單，列明首批納入關稅調整安排的稅則號列。這表明雙方已經從原則性政治共識進入產品清單公布和國內程序落實階段。不過，具體生效日期、實際適用稅率、海關操作辦法以及是否需要補充資格認定和原產地規則，仍有待後續實施文件進一步明確。

一、一個小型經貿穩定方案

這是中美經貿關係在經歷關稅升級、出口管制和關鍵礦產博弈後出現的一次積極調整。它意味著雙方已不再滿足於維持政治象徵意義較強的臨時休戰，而是開始嘗試通過局部降稅和常態化機制穩定貿易投資關係。

不過，本輪成果仍不能等同於中美達成全面經貿協議。較為準確的定性是：這是一項以“300億對300億”選擇性降稅為核心，以貿易、投資和農業磋商機制為支撐，以臨時延長休戰為緩衝的“小型經貿穩定方案”。它降低了短期衝突升級風險，卻尚未改變中美結構性競爭的基本格局。

二、“300億對300億”釋放局部降溫信號

本輪磋商最具實質性的成果，是雙方同意對各約300億美元商品給予更加優惠的關稅待遇。

按照中方公布的信息，納入安排的產品中，雙方各有超過九成恢復最惠國關稅待遇。這意味著雙方原則上同意取消部分額外加徵的懲罰性或報復性關稅，使相關商品回到相對正常的關稅水平。根據美方披露，美國產品中的農產品、水產品、木材、化妝品和醫療器械等可能從中受益；中國輸美產品中的小家電、玩具、節日用品和兒童汽車安全座椅等也可能獲得較低關稅待遇。

這一安排傳遞出三個重要信號。

首先，中美開始嘗試將普通商品貿易與高科技和國家安全敏感領域適度分開，探索“敏感領域嚴控、非敏感領域放寬”的雙軌貿易模式。

消費品、農產品、普通醫療器械、木材以及部分工業產品，與先進晶片、人工智慧算力、關鍵礦產、電信設備、敏感數據和軍民兩用技術被區別處理。這並不意味著中美科技競爭有所終結，但表明雙方正在嘗試把部分普通商業活動從國家安全競爭中剝離出來。

其次，雙方都有降低關稅成本的現實需要。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2026年會員調查顯示，72%的受訪美國企業受到關稅影響，42%的企業正在向下游轉嫁部分成本，約40%的企業受到美國出口管制政策的負面影響。該委員會以“中國市場並非可有可無的選項”概括美國企業的基本態度。這反映出，即使中美戰略競爭持續，企業仍然難以承擔全面“脫鉤”的成本。

再次，降稅安排有助於重建最低限度的政策預期。

企業真正關心的並非政府舉行了多少輪會談，而是關稅能否實際下降、許可證能否及時獲批、貨物能否穩定通關，以及未來半年至一年政策會否突然逆轉。本輪成果至少為部分企業重新安排訂單、庫存和供應鏈提供了一個觀察窗口。

但必須指出，“300億美元降稅”並不是削減300億美元關稅，更不是取消全部中美附加關稅。它指的是納入優惠安排的商品貿易額，而非關稅減免金額。從雙邊貿易規模看，這一安排的覆蓋範圍仍然有限。

由於美國對華出口規模低於中國對美出口，同樣是300億美元，美國產品在其對華出口中的佔比明顯高於中國產品在對美出口中的佔比。Natixis高級經濟學家Gary Ng在美聯社報導中估算，這約相當於美國對華出口的28%，但僅相當於中國對美出口的10%左右。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則將美國對華出口的相應比例概括為約30%。相關比例會因計算年度和統計口徑不同而有所變化，但其基本含義是：同等貿易額對美國出口的覆蓋程度相對更高。

此外，最惠國稅率並不等於零關稅。其主要作用是消除部分額外加徵的關稅，而不是建立中美自由貿易安排。雙方雖然已經公布首批產品清單和稅則號列，但仍需完成各自國內法律程序，並進一步明確生效日期、實際稅率和報關操作辦法。

因此，這是一項已經形成政治共識並公布產品範圍、但仍有待法律和技術層面全面落實的安排。

三、機制化管控有望取代臨時休戰安排

如果說局部降稅是本輪磋商的“硬成果”，那麼貿易理事會、投資理事會和農業工作組則構成了本輪磋商的機制化成果。

關於相關機制的成立時間，中美雙方公開表述略有差異。美方稱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在此前的中美峰會期間已獲授權，本輪磋商推動其正式投入運作；中方則使用“同意建立”或進一步落實相關機制的表述。綜合來看，本輪磋商的關鍵進展並不在於機制的名義成立時間，而在於雙方開始為這些機制制定工作規程並賦予實際議題。

貿易理事會已經完成首批“300億對300億”產品清單的審議和批准。下一階段，其現實任務是監測降稅安排執行情況、評估貿易效果、處理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並討論是否擴大產品範圍。

這一機制的潛在意義在於，中美試圖建立一個不完全受短期政治波動支配的經貿關係管理平台，將仍可合作的議題從國家安全競爭中適度剝離出來。

這種安排既不是回到2017年以前中美全面經濟融合的狀態，也不是走向全面“脫鉤”，而是一種“選擇性再開放”。先進晶片、人工智慧算力、關鍵礦產、電信、敏感數據和軍民兩用技術仍將受到出口管制與投資審查支配；農產品、消費品、普通醫療器械、木材、能源和普通工業零組件，則可能逐步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投資理事會同樣具有積極意義。

近年來，中美經濟摩擦已經從商品關稅延伸至企業併購、綠地投資、風險投資、土地安全、敏感數據以及對外投資審查。投資理事會有望就投資障礙、審查程序和潛在項目開展常態化溝通，提高政策透明度。但是，該機制仍將受到兩國國內政治因素和現行法律法規的制約。

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將繼續受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聯邦監管機構和部分州政府限制；美國企業在華經營也仍需面對數據安全審查、行業准入、出口管制合規和其他監管要求。

美國中美研究院研究人員Yilun Zhang指出，向供應鏈銷售產品與在供應鏈中取得所有權地位，是兩種不同的交易。換言之，一件中國商品能夠進入美國市場，並不意味著其生產企業可以收購美國公司、參與公司治理或者接觸敏感技術。

因此，投資理事會較為現實的任務，是為消費品、普通製造、零售、酒店、物流、環保以及部分金融服務等非敏感行業建立事前諮詢、政策溝通或更加透明的審查程序，而不是全面取消國家安全審查。

農業工作組和金融服務共識也有助於擴大合作面。

農業合作既符合美國農業州擴大出口的利益，也符合中國推動進口來源多元化的需要。但農業合作能否形成長期成果，不能只看採購金額，還要看轉基因產品審批、肉類企業註冊、檢驗檢疫、食品安全標準和長期合同執行等市場准入問題能否解決。

金融服務方面，中方表示將依法審批包括美資在內的金融機構在華設立分支機構和開展業務，同時希望美方為中資金融機構提供公平、透明和穩定的政策環境。不過，目前尚未出現新的持股比例、牌照類別、審批期限或資本項目開放安排。其性質更多是改善現有政策的執行和可預期性，而不是啟動新一輪大規模金融開放。

本輪磋商可以被視為一次重要但有限的正向突破。它顯示中美經貿關係正在從缺乏規則的衝突，轉向建立機制的競爭管理；從全面施壓，轉向局部降稅和選擇性開放。但它並未使雙方從戰略競爭重新走向經濟互信。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通社特約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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