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香港的新發展戰略
2019年香港爆發極其嚴重的暴亂，促使中央銳意採取各項重大舉措撥亂反正，徹底重塑香港的政治格局。過去幾年，香港處於回歸後政治最穩定和治理最有效的時期，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亦得以聚焦於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在新的形勢下，中央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商香港未來的發展戰略並逐漸形成共識。香港的新發展戰略充分考慮到特區正面對著一個將會是長期動盪不安的國際政經環境，其中最突出的變化是中國的持續崛起、美西方不停對中國和香港施加遏制、逆經濟全球化方興未艾、全球南方的興起和區域經濟合作愈趨頻繁。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科技創新一日千里，而中央又不斷出台各種惠港政策，大力支持和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協助香港在“一帶一路”開拓新的國際經濟空間。中央期望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可以更好運用其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助力國家發展。因此，中央明確要求香港的發展戰略對接並服務於國家戰略。於是，香港五年規劃應運而生。
聚精會神推動產業升級和民生改善
中央、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各界對香港未來發展戰略的共識，充分體現在香港五年規劃當中。在今後一段頗長時間裡，香港將聚精會神於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總體方向是推動各產業走向知識化、高科技化和高附加值化。過去香港的產業結構過於單一，其對香港經濟發展的“拖後腿”作用亦愈趨明顯，各界深以為憂。近年來，香港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和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取得可喜成績。香港五年規劃將為香港創科產業和其他高端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動力。毋庸諱言，美西方對香港實施的科技制裁會對香港創科產業的發展構成障礙。不過，國家近十多年來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上取得驕人成就。雖然在諸如高端芯片及其製造工具等方面仍有若干短板，但中國在高新科技上的水平已能與美西方並駕齊驅。中國在科技上的崛起和對香港的支持正好彌補了美西方遏制香港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缺失和困難。在中央的積極幫扶下，香港企業將得以通過與內地企業合作取得推動創科產業發展的各種資源和要素。在兩地創科合作中，香港的金融、法律、專業服務和廣泛的國際聯繫又可以為內地創科的發展提供強力的支撐。除了創新科技外，香港五年規劃亦會推動一批具有競爭優勢的新產業比如教育產業和醫療產業的壯大。
傳統產業尤其是金融、貿易、物流和專業服務仍然會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但卻會伴隨著香港的創新科技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而走向知識化、科技化和高增值化，從而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和潛力。傳統產業的客戶和服務對象將來自更廣闊的地區。雖然美西方仍然是香港傳統產業的客戶和服務對象的重要來源，但其重要性卻會日益下降，而中國內地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性則與日俱增。在區域經濟合作因為逆經濟全球化而越來越吃重之際，香港將會在重要的區域經濟合作體中尋覓新的角色。可以預見，在中央支持和推動下，香港將在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建設中擔當金融、服務、信息、物流（尤其與航運相關的各種專業服務）、法律和高端專業服務的國際樞紐角色。內地企業也可以藉助香港的國際樞紐地位而更好“走出去”，而香港的國際樞紐地位又會因為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而更鞏固。
民生改善是破解香港眾多結構性社會矛盾的鑰匙，而民生改善也離不開經濟的持續發展。香港五年規劃把民生改善定為重要的發展目標。借力於國家發展和中央支持，以及香港的獨特條件和優勢，長遠而言香港的民生改善和社會穩定在香港的持續經濟發展過程中將得到相當的保證，其中人口老化、貧窮、醫療服務、土地房屋、勞工、福利供給和青年人向上流動問題可望得到更好的處理。
施政報告與治理思維歷史性轉變
有了香港五年規劃後，特區政府施政報告的性質亦發生了變化。五年規劃擘畫香港未來長遠的施政方針和路向，也對接和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在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時，特區政府與中央港澳辦和其他相關中央部委通力合作，並得到中央的殷切關懷和適當指導。香港五年規劃亦得到中央的確認和肯定，廣義來說，香港五年規劃是國家五年規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既然如此，香港五年規劃比施政報告在特區治理和香港發展上有更高的地位，對施政報告具有規範和指導意義。今後，每年的施政報告不再是一份孤立存在的施政藍圖，其宗旨在於在不同階段落實五年規劃所釐定的政策和項目，並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調校。有了香港五年規劃後，特區治理、發展路向和重大政策會更有連貫性和可預測性，更能夠取得和累積成效，不會因為特區政府和特首更替而改變。香港五年規劃會優先處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項目，並持續為這些政策和項目投放公共和民間資源，尤其是涉及經濟發展、產業轉型、民生福祉和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政策和項目，將會得到持續的關注和資源投入並會累積更多更好成效。中央也會大力支持和推動這一系列政策和項目的落實。這會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和民生改善帶來不少正能量。對各方面來說，香港的投資環境和發展空間會更加清晰和穩定，各方面的投資者和人才將會更積極和安心在香港作長期投資和發展，這必然對香港的創科和其他需要時間培育的新產業的發展有利。
香港五年規劃在香港治理方面的意義相當明顯。近年來，特區政府開始擺脫過去消極被動的治理模式，轉為採納積極有為的治理方式。香港的治理正逐步從短期思維轉向長期思維，宏觀和戰略思維更為突出。特區政府的政策方向與目標，也從缺乏確定性、連貫性和延續性，走向確定、連貫與延續。不同政策項目之間的系統性聯繫有所提高。香港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同時發布，進一步證實香港治理模式的重大變化。過去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基本上列出特區政府未來一年的政策和措施。在同一位行政長官下，各份施政報告之間有一定的連貫性，但不同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之間的連貫性則比較低也難以保證，反映不同行政長官的治理理念和政策取向有明顯差異，尤其顯示在他們對政府在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究竟應該擔當何種角色、香港應否有長遠和戰略構思乃至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應該發揮哪些作用等問題的認知上有明顯差異。同時，社會各界對香港的發展路向和政府在發展中的角色也言人人殊。以此之故，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特區治理方式和發展路向缺乏高度的穩定性和延續性，並在一定程度上阻延了香港發展。
香港五年規劃反映了香港的治理思維基本上已經揚棄了港英管治時期的消極被動思維。“放任主義”、“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等信條在政府內部和香港社會越來越少被提起。相反，越來越多政府高層官員、社會翹楚乃至普羅大眾相信在新的國內外環境和香港的處境下，特區政府必須是一個奮發有為和勇於改革創新的政府，否則香港的發展前景難以樂觀。同時，中央也要求特區政府在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和破解社會矛盾上主動和積極發揮領導和引領作用，並且勇於改革和拆除各種利益藩籬。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展示的是一個積極有為、具前瞻性、敢於改革創新、不再墨守成規的特區政府。這個政府將積極介入經濟、社會和民生事務，並帶領團結社會各界重塑香港的經濟、社會和民生格局。為了落實香港五年規劃，在香港治理上，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將更加緊密合作，更多社會資源將被動員起來並與政府資源互相配合和互補不足。香港五年規劃也制定了強化規劃實施的保障機制，“建立‘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職匯報’機制，務實有序推進各項工作，為落實措施釐定分工責任並進行動態監測、中期評估，以及總結評估”。
豐富了“一國兩制”實踐
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在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上有重要意義。過去內外敵對勢力乃至部分香港人對香港與內地在“一國兩制”下的關係有曲解或誤解。香港“反中亂港”分子反對香港加強與內地在經濟上的聯繫並危言聳聽，聲稱香港會因此失去高度自治並會越來越受到中央的政治控制，繼而“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其實，“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就要求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利用其獨特優勢在經濟上協助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也是中央對香港在回歸後的殷切期望。1984年，鄧小平說：“我們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說：“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1988年，鄧小平強調在制定對香港政策時，已經“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也就是說，從“一國兩制”初心看，香港在回歸祖國後，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應該越來越密切，而“一國兩制”既預見也要求香港與內地建立越來越緊密的經濟聯繫。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將加大力度推進香港加速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在重大經濟領域上，香港與國家的戰略目標一致，香港會利用自己的制度和政策在功能上對接並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推進和實現彼此共同目標，尤其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內地企業“走出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整合為一個龐大的、充滿活力的區域經濟體和在國際上“講好中國故事”方面。
最後，在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下，特區政府與中央的關係將會越來越密切。在平息香港的動亂和重塑香港的政治及治理格局上，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從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與準確實踐、抗擊內外敵對勢力、維護國家安全、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推進香港的發展、建設香港各類國際中心和破解香港的社會矛盾來看，中央、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各界的緊密合作都不可或缺。未來，由於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主軸是香港加快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央和內地對香港的支持和配合不但必不可少，彼此之間的合作只會有增無減，從而確保國家的發展戰略與香港的發展戰略得以無縫對接。
總而言之，香港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揭開了香港發展、管治方式與“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