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香港的“光纤之父” 高锟因为在光学通信方面作出突破性科学成就，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至此，“诺贝尔”三个字成为香港学子乃至普逻大众的时代记忆和关注焦点。随著杨振宁、屠呦呦等诺奖得主与香港的深厚渊源，对许多香港市民而言，诺贝尔奖得主成了他们心中的精神符号。

心驰神往、高山仰止。今年的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化学、文学、经济学、和平奖等的奖项得主都已昭告天下、公诸于世。

这些奖项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智慧结晶，更体现出跨学科、国际化、重长期价值的鲜明特质。他们或跨界赋能、深耕不辍，或终身求索、守根固本，或心怀苍生、秉持正义，跨越时代更迭、打破地域隔阂，不止是一份荣誉、一枚奖章，更是丈量现代文明高度、厚度与温度的一把精准标尺。

行政长官李家超多次指出，香港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尊重基础研究规律、广纳全球顶尖人才，坚持以创新突破赋能产业升级、以科技力量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识微知著、大道至简，以香港视角看诺奖，解读其背后的科研逻辑、人才逻辑、应用逻辑，可以照见自身的优势和短板，明确精进的方向和策略。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香港关注。

厚植根基 深耕基础研究土壤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罗思等三位光遗传学的开创者，他们最初只是对藻类光敏蛋白的基础探究，多年之后，这项基础发现彻底重塑神经科学，为癫痫、帕金森、视网膜疾病等疑难病症打开全新治疗路径。

化学奖授予：亨利·B·卡甘等两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对不对称自催化与手性合成领域的科研突破。同样是历经数十年沉淀的基础理论研究，如今已经成为现代药物合成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石。

这印证了一个朴素道理：重大应用成果，往往萌发于一时看不到商业回报的基础研究。

时下，香港的基础研究有两大优势：

其一，根深叶茂，基础条件好。香港拥有五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大批高水平科研人员，InnoHK研发平台、全国重点实验室持续落地，某些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梯队”。

其二，谋篇布局，有长远规划。 特区政府制定的首份五年规划，以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核心载体，系统布局基础研究与前沿科创发展。同时，加大长期、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经费投入，鼓励科研团队深耕长线研究、潜心攻关突破。

然而，也应注意一个问题：香港是一个节奏快、流通活的商业社会，香港社会素有“揾快钱”的心理，而基础研究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经年累月、旷日弥久，从政府部门、到科研机构、再到社会各界，都要尊重基础研究的规律，允许科研项目历经漫长周期，形成“耐心等待，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在这方面，香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诺奖看重“长线项目”给香港两点启示：一是，虚怀若谷，香港要打造支持包容基础研究的社会氛围，为基础研究拥有更好的土壤；二是，海纳百川，香港要用好香港国际化学术生态，持续举办香江诺贝论坛等高端学术交流活动，主动对接全球顶尖科研思想，让香港成为亚太基础科学交流的重要前沿和枢纽 。

四海聚才 打造吸引人才“强磁场”

分析诺奖获奖名单可以发现，重大科研突破几乎离不开跨国协作，开放包容、人才多元，是孕育重大科学突破的重要沃土。

比如，获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彼得·黑格曼等三位科学家分别任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又比如，获经济学奖的：罗伯特·E·霍尔等两位经济学家，融合不同经济体实践经验，最终形成可以供全球参考的宏观治理框架 。

这再次证明：封闭狭隘难以催生伟大创新，思想的碰撞、多元人才的交汇，才能够点燃突破的火花。

“一国两制”赋予香港得天独厚的国际化特质，这是香港区别于很多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不断有诺奖级别科学家受聘香港高校，给香港基础研究带来活力。比如，香港大学引进了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爵士、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伦茨·克劳斯教授。两位诺奖得主不仅组建前沿实验室，还开设讲座、招收青年学者，言传身教培育本土科研后备力量，带动香港基础科研氛围持续升温。

但也要看到，香港想要留住顶尖人才、培育本土新生代科研力量，依然需要做许多“功课”。参考诺奖背后人才成长规律，香港的当务之急是做好两件事：一是，按部就班，用好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规划，扩大博士奖学金名额，给青年科研人员充足经费与独立研究空间，破除论资排辈； 二是，相得益彰，依托大湾区区位优势，打通内地与香港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实现内地科研力量与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互补。

科学没有国界，人才却需要沃土。香港应当持续放大自身开放优势，打造吸引国际高端科研人才的“强磁场”，集腋成裘、合力擎天，把国际化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胜势。

知行相济 打通科研转化路径

诺奖不只是表彰实验室的奇思妙想，更看重科学成果回馈人类社会的价值。聚焦本届诺奖就会发现，其应用性很强。

比如，硖合宪三等两位科学家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获奖，该成果为手性药物的合成提供重要思路，降低药品的副作用。又比如，迈克尔·伍德福德等两位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理论，已成为全球央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基础，直接影响利率决策、财政刺激和“前瞻指引”等政策工具。

这提示人们：科学研究的终极意义，在于解决现实社会的痛点，对症下药、标本兼治。

香港长期存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不足的问题。借鉴诺奖成果的演进路径，香港应当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持之以恒，守护基础研究的纯粹性，尊重科学探索自身规律；另一方面，研以致用，主动搭建桥梁，推动科研对接社会需求。

比如，在生命健康领域，香港可把InnoHK医疗科技集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老年慢性病的诊疗方案，回应香港人口老龄化的民生难题。

又比如， 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领域，香港可把化学，以及环境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与香港金融枢纽优势结合起来，服务亚太绿色转型的融资需求。

融会贯通、溶于一炉。对于香港而言，不必以斩获诺奖作为短期目标，却应当汲取诺奖背后的底层逻辑：尊重基础研究、善待各类人才、坚持开放包容、推动科研服务社会。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多次指出，香港基础科研底蕴深厚，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大有可为。希望香港社会沉下心深耕科研，把科研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在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实现自身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

夏主任所言“沉下心深耕科研”，直指要害、鞭辟入里。中央寄予厚望，诺奖启示良多、受益匪浅，香港确实还需加一把劲！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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