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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劉兆佳:“準兩級化世界”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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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15:10 | 稿件來源:香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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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界格局的演變存在著“單極世界”、“兩極世界”和“多極化”的爭論,但用“準兩極化世界”形容當前的世界格局更為恰當。美國妄想以單邊主義拉攏其盟國及中國的周邊國家遏制中國,維護美國“一極”的地位,但成效甚微。美式的霸權主義和價值觀盡失人心。但中美“準兩極”的關係未來仍將緊密相連,“脫鈎”難以成真。中國以發展成果共享的姿態贏得了“全球南方”國家的信任,中國在全球特別是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會超越美國“一極”。在中美“準兩極”鬥爭的背景下,香港應發揮好橋樑作用,融入國際發展大局,協助國家擴大中國“一極”的龐大經貿和文化交流網絡。

用“準兩極化世界”來形容當前世界格局較為恰當

究竟當今世界是不是一個以中國和美國為兩極的“兩極世界”(Bipolar World),各國的觀察家們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中國政府的立場是,當前的世界是一個愈趨“多極化”的世界而非“兩極世界”。北京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則斷言“兩極世界”已經來臨。美國智庫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主席克里夫·庫普坎(Cliff Kupchan)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 Doyle)也認同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兩極世界”。那些認為當前世界是“兩極世界”的人通常也同時會認為以中美較量為主軸的“新冷戰”或“冷戰2.0”已經爆發。不過,不少美國專家和學者認為目前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只是一個“區域性大國”,其綜合國力仍難與美國比肩,所以當前的世界應該還是“單極世界”(Unipolar World)。然而,這些人判斷,在“單極世界”中,由於中國銳意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所以“新冷戰”其實已經展開。總體來說,認同世界步入“兩極化”的人比較多。在美國,政治立場極右和極端反華的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便剛剛發表了一份題為《贏得新冷戰:對抗中國的計劃》(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的研究報告,並提出大量旨在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的具體措施。

平情而論,與冷戰時期以美國和蘇聯為兩極的“兩極世界”的情況相比,今天的世界很難被形容為“兩極世界”或世界已經陷入過去的“冷戰”狀態。在冷戰時期,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各自有大批軍事同盟國,彼此在經濟、金融、貿易、社會和文化上聯繫極少,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對立的情況非常嚴重,獨立於美蘇兩大陣營的國家為數不多,而兩大陣營在世界上其他地區策動的“代理人”戰爭則從不間斷。今天,中美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差別甚大。在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中存在著以“北約”為主和其他美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為輔締結的各式軍事同盟,但中國沒有與任何國家簽署軍事同盟協定。中美之間在金融、貿易、社會和文化上的聯繫相當密切。儘管美國不斷以“民主”和“威權”的對抗來形容美中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並揚言戰爭的結果關係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但與以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比較,“民主”和“威權”的衝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強度、寬度和深度則明顯“相形見拙”。更為重要的是,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遊離於中美“兩極”之外,與中國和美國都保持來往,沒有也不願意與中國或美國建立同盟關係。迄今為止,中美之間尚未發生過“代理人”戰爭,當然現在還不能夠肯定美國將來會否利用台灣對中國發動“代理人”戰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托馬斯·J·克里斯滕森(Thomas J·Christensen)相信中美之間的“新冷戰”不可能出現。他指出:“美中戰略競爭是真實存在的,也存在危險,但它缺乏美國與蘇聯及其盟國的冷戰中三個基本且相互關聯的要素:美國和中國沒有捲入旨在爭奪第三方歸心的全球意識形態鬥爭;當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會也不可能輕易地劃分為截然不同的經濟集團;美國和中國並沒有各自領導對立的聯盟體系,例如二十世紀中葉在韓國和越南進行血腥代理戰爭並在柏林和古巴等地製造核危機的聯盟體系。”

誠然,美國鍥而不捨地渲染美中衝突是一場關係到全人類前途命運的“民主與威權”(Democracy vs. Autocracy)之戰,目的是要把中美大國之爭上升到信仰或道德層次,試圖在國內爭取美國人民的支持和在國外糾集更多的國家站在美國一方,尤其是支持美國的對華、對台和對俄政策。可是,美國的圖謀並沒有得逞,就連西方民衆對“二元對立論述”(Manichean Narrative)也不以為然。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2023年4月對歐盟11個國家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歐洲人希望在潛在的中美衝突中保持中立,也不願意規避來自中國的風險。他們不認為中國是挑戰並且是想要破壞歐洲的力量,也不相信拜登政府推動的“民主與獨裁”對立框架。調查發現,幾乎每個國家的普遍觀點都是,歐洲與中國在貿易和投資關係上的風險和收益是平衡的。歐洲與美國的親密關係並不意味著它願意在台灣問題上會支持美國對抗中國。

從當前和未來的國際關係的變化來看,在未來的一段日子中,用“準兩極化世界”(Quasi-Bipolar World)來形容當前世界格局應該較為恰當。在“準兩極化世界”中,美國的“一極”是以美國為核心,包括“北約”和美在亞洲軍事同盟國在內的政治經濟軍事集團,雖然參與國家的數量不多,但並不妨礙美國經常將“一極”當作整個“國際社會”來說事。無疑,近年來美國積極拉攏一些中國周邊國家來抗衡中國,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但成效有限。與此同時,儘管美國利用俄烏衝突短暫強化了其與軍事盟友的關係,但美國與盟友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缺乏共識。美國一些單方面行動比如保護主義、關稅政策、貨幣政策、工業政策和補貼政策又經常損害或犧牲盟友的安全和利益。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除了為盟友提供並非百分百牢靠的“安全保證”外,它真正能夠提供盟友的經濟和實際利益的能力非常低,反而美國的“單邊主義”更不時侵蝕盟友的利益,原因是美國和其盟友在不少領域存在競爭。例如,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美國不斷減少對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美國國會和工會對開放美國市場的激烈反對等。這些因素都使得美國不可能憑藉“讓利”來穩住盟友或爭取更多合作夥伴。

西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愛德華·奧爾登(Edward Alden)坦言:“拜登政府正在追求兩個目標,雖然它們並不相互排斥,卻存在著緊張關係。拜登希望建立更具彈性的全球供應鏈,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不過這需要多元化的貿易。同時還試圖吸引投資和製造業就業機會回流美國,但這會損害盟友和夥伴的利益。迄今為止,制定一項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的貿易政策仍難以實現。”他還表示:“華盛頓現在主導的鬆散磋商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和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確實包括有關更高勞工和環境標準的討論。 但在這些談判中,拜登政府拒絕了所有進一步開放美國市場的呼籲,這等於要求這些國家在得不到任何獎勵措施的情況下承諾遵守更嚴格的義務。”而且,“美國工會仍然堅決反對恢復任何傳統貿易談判”。

儘管美國對華政策充滿敵意並無所不用其極遏制和打擊中國,但許多美國的盟友,比如德國、法國、希臘和匈牙利,仍然希望與中國保持緊密經貿關係,更不願意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交惡或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儘管美國經常吹噓可以依靠一個強大的盟友集團來對付和遏制中國,但實際上這個“集團”在出現中美戰爭時並不團結和可靠。近年來,美國的一些盟友正在力圖減少對美國的安全倚賴並爭取更大的戰略自主。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主任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預料,儘管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似乎強化了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關係,但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搖擺蹉跎,加上美國與中國在國力上差距的不斷縮窄,讓德國和日本感覺到不能過度依靠美國的安全保證,因而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加強自身的軍事力量和與更多其他國家在安全事務上合作。法國總統馬克龍多年來不斷強調法國乃至歐洲都應該擺脫美國的羈絆,爭取更大的戰略自主,包括組建歐洲的軍隊和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種種現象顯示,儘管美國還在領導著一個貌似強大的軍事同盟,但其力量和可靠性不宜被過分高估。由於美國缺乏信心和能力組建一個強大和團結的、由美國領導和控制的軍事“集團”,所以由美國發動的中美戰爭出現的可能性並不高。

與美國相比,中國的情況則大為不同。中國與很多國家建立了各種主要在於推動經濟、貿易、文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沒有與任何國家締結軍事同盟。當然,如果中美真的爆發戰爭,則表面上作為一個軍事“集團”領袖的美國會處於軍事優勢。鑒於中美爆發全面戰爭的概率不高,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美較量的戰場集中在經濟、科技、文化和外交等領域。在非軍事領域,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與各國締結衆多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中東各國之間(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等)的斡旋與勸和促談工作、強化與中亞各國的關係、對聯合國的工作特別是維和行動的支持、大量對外援助和參與海外建設等工作,中國已經獲得了為數衆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作為“世界工廠”、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主要的資本輸出國,中國比美國與世界各國有著更密切的經貿聯繫。毫不誇張的說,今天中國的朋友和夥伴遍布全球。展望將來,中國在所謂“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朋友和夥伴會不斷增加。隨著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組織的成員不斷增加,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中國及其合作夥伴的經濟總量會逐漸超越美國主導的七國集團(G7)的經濟總量。這意味著在與美國的“反遏制”鬥爭中,中國“一極”在經濟和外交層面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和優勢。中國在全球特別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會超越美國這“一極”。

“準兩極化世界”中美聯繫依然緊密

在今天的“準兩極化世界”中,儘管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但美國及其盟友在經濟、貿易和金融上與中國的關係仍然非常密切。在超過半個世紀的貿易、生產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及其部分盟友正在不斷對中國施加各種遏制和封鎖、盡量減少對中國工業產品和原材料的依賴、削減在中國的投資,而中國則以減少購買美國國庫債券和限制關鍵礦物出口等手段作出反制。即便如此,雙方經貿往來仍然是十分頻密,而且難以割斷。

美國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當前美國和中國陷入了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導致它們在被認為對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性的領域脫鈎。這些領域包括越來越多的“戰略”部門,從半導體等軍民兩用技術到可再生能源,再到社交媒體和其他信息產業。但這種部分的脫鈎只能走這麼遠,因為美國和中國經濟如此相互依存,完全脫鈎對兩國和世界都是毀滅性的。儘管存在緊張局勢、貿易戰和大流行病的破壞,中美雙邊貿易仍在持續增長,中美之間的投資也保持強勁。儘管西方企業比過去更擔心在中國投資的風險,但他們幾乎沒有退縮的跡象。也就是說,雖然美國把“脫鈎”說的震天價響,一些經貿領域也受到波及,但中美之間的經濟聯繫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會保持相當程度的密切。歐盟、日本和韓國等國更明確表明它們不會在經貿上與中國“脫鈎”。

美國國家情報大學研究人員喬希·科貝爾(Josh Kerbel)認為,即便美中關係不斷變化,但不要稱之為“脫鈎”。他表示:“儘管美國企業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從中國回流工作崗位,但許多其他直接的相互依賴關係將持續下去。中國仍然是美國農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預計這種情況也將持續下去。美國和中國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個巨大而復雜的網絡中,相互依存的關係雖不那麼直接,但同樣強韌。這些相互依存的關係是過去三十年來物理(交通)和虛擬(信息)網絡爆炸性增長的結果,它們使得任何一個國家幾乎不可能真正斷開或切斷與對方的聯繫。”

“全球南方”國家不願意完全倒向任何“一極”

更為矚目和關鍵的是,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家,主要是“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那些越來越強大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都不願意完全倒向美國或中國當中的任何“一極”。它們根本上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從“趨利避害”角度,力求維護自身的戰略自主和政治中立,並致力通過與中國和美西方建立帶有濃厚功利主義性質的“交易性關係”(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s),來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和謀取本國最大的利益。俄烏衝突爆發後,這些國家把這場戰爭視為西方世界的內部事務,沒有如美西方般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個別國家甚至趁機強化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當然,這些國家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並不穩定,而且有著“良禽擇木而棲”的姿態,因此它們成為了中美都有機會羅致的對象。當前和日後,中美兩國都會努力拉攏“全球南方”國家。長遠而言,在爭取“全球南方”上,中國會比美國更具優勢。歷史上,絕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都如中國般飽受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不公平貿易的蹂躪。過去和現在,白種人的種族歧視、優越感、自私自利和自以為等問題都是阻礙美西方與“全球南方”建立感情紐帶的絆腳石。歷史上,中國與“全球南方”都是美西方霸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受害者,彼此之間有著高度的同理心,也較為容易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關係。過去幾十年,美西方的霸淩行徑和自私自利的行為徹底暴露了它們的僞善、雙標和粗暴,讓“全球南方”極為反感。事實上,冷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其短暫的“一極片刻”(Unipolar Moment)肆意軍事入侵別國、在一些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和“政權變更”(Regime Change)和強迫部分國家採納西方價值觀、制度和發展模式,為不少國家的民衆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和痛苦。近年來,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狀況,乃至西方世界的前景,備受“全球南方”的質疑,而其能夠為“全球南方”提供的發展機遇和援助又越來越少,但侵蝕和損害“全球南方”利益的實例不斷增加。總而言之,“全球南方”希望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儘快結束,並期待“多極世界”儘快來臨,讓世界各國得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擘畫自己的前途和擁有更多發展模式和經驗的選擇。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語帶嘲諷地說:“『俄烏』戰爭凸顯了一個更廣泛的現象:發展中國家中許多強大的國家越來越反西方和反美。” “隨著這些國家經濟變得強大、政治穩定、文化自豪,他們也變得更加民族主義,而他們的民族主義往往是與主導國際體系的國家(即西方)相對立的。其中許多國家曾經被西方國家殖民過,因此他們對西方將他們納入聯盟或集團的努力保持著本能的厭惡。”他引述俄羅斯專家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的論點,指出造成這種不信任的另一個因素,是當這些國家在聽到美國聲稱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時並不相信美國,反而認為華盛頓充滿了“傲慢和虛偽”。

相反,中國的發展模式、經驗和成就越來越對“全球南方”有吸引力,而中國比美西方更願意與“全球南方”分享發展成果及提供協助。因此,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計劃和機構的不斷擴大和更多國家的加入,中國在“全球南方”所獲得的認同和支持將會越來越多。中國所領導的“一極”比美國所領導的“一極”將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資源、投資機會、發展機遇和道德說服力。

馬克·倫納德慨嘆道:“中國和美國一致認為,冷戰後的秩序結束後,他們押注於截然不同的對象。在華盛頓,人們認為大國競爭回歸,需要對作為二戰後秩序核心的聯盟和機構進行改革,而正是這個秩序幫助美國贏得了對蘇聯的冷戰。這一更新後的全球秩序旨在將世界大部分地區納入其中,而中國及其幾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包括伊朗、朝鮮和俄羅斯——則被孤立在外。但北京相信華盛頓的努力將被證明是徒勞的。在中國戰略家看來,由於其他國家尋求主權和尊重,這與形成冷戰式集團是不相容的,反而會導致一個更加分裂的多極世界,而中國可以為自己在其中取得大國的地位。[……] 對南方國家而言,西方聲稱維護基於規則的秩序缺乏可信度。[……] 在只有朝鮮作為正式盟友的情況下,中國無法贏得同盟之戰。相反,它試圖利用其相對孤立的優勢,利用好中等強國和新興經濟體之間不斷增長的不結盟全球趨勢。[……] 為了利用美國在『全球南方』影響力減弱的機會,中國試圖展示其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與北京認為華盛頓逼迫國家選邊站隊不同的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接觸中把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優先考慮。”今天,美國正在不斷逼迫其他國家靠邊美國,引發了不少國家的怨懟和反彈。

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亦有類似看法:“七國集團必須承認自己無法統治世界。”他斷言:“美國的『單極』時刻和七國集團的經濟主導地位都已成為歷史。對於一些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是比七國集團更重要的經濟夥伴。”“七國集團也在與其他國家接觸。他們在日本舉行的會議也邀請了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越南、澳大利亞和韓國。但顯然已有 19 個國家申請加入金磚國家,其中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金磚五國現在似乎正在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全球集團。明顯地,其成員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希望不依賴於美國及其親密盟友的難以捉摸的喜惡,而這些盟友在過去兩個世紀裡統治了世界。畢竟,佔世界人口 10% 的七國集團能夠(或者說應該)繼續稱霸多久?”

香港應發揮在“準兩極”中的中介和橋樑作用

對香港而言,儘管近年來美西方對香港不斷和無情地遏制、抹黑和打擊,但輪廓已經越來越清晰的“準兩極化世界”對香港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可以想象,中美“兩極”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的鬥爭將會愈趨熾熱,香港面對來自美西方的政治壓力將會持續增加,這些都對香港的發展不利。然而,鑒於美西方在香港擁有龐大的經貿和金融利益,因此短中期內香港與美西方在經濟領域仍然會維持緊密的關係和合作,盡管沒有十分密切假如中美關係惡化到極其嚴重的地步,則一切皆有可能。長遠而言,隨著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不斷崛起,中國“一極”所代表的、有越來越多國家參與的經貿網絡的體積將會越來越龐大,而其發展前景將會比美國“一極”更為優勝。越來越多的美西方企業和人才將會對中國領導的經貿網絡所提供的各種機遇趨之若鶩,而美西方亦不得不接受必須與中國平起平坐、和平共處,對中國和香港的各種打壓也應該會相應減少。在“準兩極化世界”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服務和信息等中心將可以在“兩極”的經貿網絡之間發揮中介和橋樑作用,把中國的“一極”和美國的“一極”聯繫起來,吸引美西方的資本、企業和人才,利用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內地的經貿網絡通道,從而更好地與“全球南方”國家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如此一來,香港對世界和平也會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當然,要更好掌握“準兩極化世界”為香港帶來的新的發展機遇,香港一方面要必須加速融入國際發展大局,另一方面則與國家一道,努力強化和鞏固其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各種聯繫與合作,並積極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協助國家建構和不斷擴大經貿和文化交流網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陳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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