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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屠海鳴:滬粵出招發展經濟 對港有這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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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1 11:37 | 稿件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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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新春,動若脫兔。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市的上海,以及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迅速行動,競相發力,令人注目!

春節後第一個工作日,上海市召開2023年全市優化營商環境建設大會,推出改善營商環境的10項行動32條政策措施。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在講話中指出:“深化高水平改革開放,敢為開路先鋒、先行示範引領、勇於突破攻堅。”

也是春節後第一個工作日,廣東高質量發展大會召開,主會場1,000人,有半數以上來自企業;通過視頻,參會總人數達2.5萬人。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在致辭中指出,依託粵港澳大灣區這一重要動力源,“必定能再造一個新廣東、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這是3年疫情結束後的第一個春天,也是一個新的起點。東望,浦江春潮湧;北望,嶺南春來早。滬粵兩地的新舉措、大動作,令人眼熱心動,也給香港以諸多啟示。

“敢為”與“再造” 推動改革

上海早就被定位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敢”與“創”,標註了這座城市的主基調。今年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10周年,許多“敢”與“創”的故事就發生在那裏。在這一輪競爭中,上海自貿區要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深化集成性改革和制度型開放。所謂“集成性改革”,就是改變以往“零敲碎打式”的調整,系統謀劃、整體推進,令改革的實效更大;而所謂“制度型開放”,就是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變革,建立與國際市場相適應的制度體系。

2022年,廣東省經濟總量超過12.9萬億元人民幣,若以單獨經濟體計算,已躋身全球前10位,超越了昔日的亞洲“四小龍”;“再造一個新廣東”,不僅是經濟總量翻番,更是發展模式的升級迭代。

上海和廣東推動改革發展的宏大氣魄、寬廣視野和堅定信心,反襯出香港的差距。特區政府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的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動性不夠、辦法不多;李家超及新一屆特區政府就任後,在推動經濟發展上有了一些起色,但要看到,經歷疫情打擊的香港經濟羸弱不堪,須多出辣招、實招、大招,才能收到實效。

“幹實”與“謀遠” 聚焦高質量發展

面對新一輪競爭,廣東省的思路非常清晰。廣東經濟的“危”,源自高質量發展不足,“機”要靠高質量發展才能緊緊抓住,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廣東的根本出路。廣東聚焦的是:供應鏈體系、產業配套能力、人力資本積累、基礎設施系統等,這些領域都要全面升級。

面對新一輪競爭,上海市把營商環境當作重點,圍繞“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改善營商環境,打響上海營商環境服務品牌。

有數據顯示,疫情3年期間,上海市實際利用外資每年都穩定在200億美元以上,而廣東的珠三角地區,實際利用外資同樣保持在200億美元以上,與2019年以前相比,不降反升。資本是聰明的,也是最誠實的,在全球經濟一片蕭條的大背景下,資本選擇了中國,選擇了上海和廣東,足以說明滬粵兩地的吸引力。

內地原本就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滬粵佔據“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廣東和上海這一波大動作,將為市場主體創造更好的環境,如虎添翼,發展前景更好。

相比之下,香港在“謀遠”方面有一定差距。“如何推進高質量發展”實質上也是香港面臨的課題,香港的營商環境固然全球最佳,是滬粵兩地無法比擬的;但滬粵兩地擁有的不少優勢,香港也不具備。如何找準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切入點?需要特區政府好好下一番功夫。

“捨得”與“敢投” 為經濟配“能量包”

近日,上海市推出的改善營商環境10項行動32條政策措施,堪稱大招:“助企紓困行動”涉及減免稅費、貼息貸款、延期還貸;“援企穩崗擴崗行動”涉及企業可緩繳或降低社保費費用,減少用工成本;“恢復和提振消費行動”涉及對在滬舉辦的會展進行場租費用補貼、對購買純電動汽車給予財政補貼等;“實施產業創新提升行動”涉及“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等。

廣東省則宣布,2023年安排省重點項目1,530個,總投資約8.4萬億元,年度計劃投資1萬億元,單是超百億元項目就達205個。

上海的“32條”體現兩個字:“捨得”,政府捨得把“真金白銀”給予企業和消費者;廣東一籃子的項目也體現兩個字:“敢投”,政府敢於把“真金白銀”投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緊要之處。兩地都給經濟發展配備了足夠的“能量包”。

3年疫情期間,香港也曾出台了助企紓困、促進消費等舉措,有一定的效果;如今疫情結束,全球各經濟體紛紛調整“打法”,滬港兩地也在中國大陸率先亮出新招,香港如何因應變化,拿出新的“打法”?同樣值得管治團隊思考,以及社會各界研討。

“補短板”與“鍛長板” 港須有新打法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與內地有諸多不同,香港當然不必照搬內地做法,但大可借鑑其理念和思路。滬粵兩地的做法,不外乎在兩個方向發力,一是“補短板”,二是“鍛長板”,這啟示我們,香港也應聚焦“短板”與“長板”,把劣勢變成優勢,把優勢做得更優。

例如,香港的科創缺少高端製造業的支撑,發展並不理想。聚焦近期,香港應用好前海這個“試驗田”,透過深港合作,補上短板;從中長期看,香港應透過北部都會區建設,與深圳的高端製造業銜接,把劣勢變成優勢。

又例如,香港的專業服務能力優勢明顯,應放大優勢。疫後恢復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對金融、會計、國際仲裁等專業服務的需求上升,香港應主動對接,做大專業服務,為客戶“量身定做”服務產品,在滿足客戶需求的過程中,打造專業服務的“升級版”,把優勢做得更優。

內地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香港並不具備,但這並不代表香港“無牌可打”,滬粵兩地有其所長,香港也有所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談到“愛國者治港”時曾說:“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做擔當作為的愛國者。”所謂“擔當作為”,疫後推動經濟恢復增長,正是“擔當作為”的具體表現。

疫散花開,千帆競發。滬粵各有大招,香港不能落伍!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汪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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