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擔當“超級聯絡人”，概念雛形可追溯至2013年。2015年，時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紫荊》雜誌撰文，系統闡述香港作為國家與世界各地之間“超級聯絡人”的角色，並希望香港借此融入“一帶一路”願景。此後，這一表述逐漸成為香港發展的核心定位之一，其核心是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充當內地與全球市場之間的仲介和橋樑，利用地理、法治和國際聯繫優勢，在貿易、資金流通方面聯繫國內外，為渴望進入內地市場的環球企業發揮門戶作用，也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平台。服務領域涵蓋金融服務、貿易、旅遊、運輸、通訊等。滬港通開通，便是“超級聯絡人”的典型例子。近年來，這一角色進一步演化為“超級增值人”——不只是“接線生”，更要在建立聯繫後提供法律、金融等專業增值服務。
擔當“超級聯絡人”的意義其實不止於經濟，它是制度差異的翻譯者，是規則對接的緩衝帶，是信任建立的仲介層。在中美關係劇烈波動的年代，當兩個體系之間的直接溝通管道收窄，香港作為“兩邊都懂、兩邊都認”的節點，本身就是一個稀缺資產。
優勢根植於制度稟賦的不可替代性。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大規模運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仲裁裁決可在《紐約公約》170多個締約方強制執行，同時與內地和澳門有相互執行安排。這不是抽象口號，而是跨國企業在合同爭議、出口管制盡調、專利佈局等場景中實實在在的“可選方案”。當中美供應鏈從“簡單撤出”轉向“分段、合規、留痕、可審計”時，跨法域合規與爭議解決的需求同步上升，而香港恰恰是少數能夠同時滿足“國際認可”與“內地可執行”兩個條件的仲裁地。這種制度上的“雙語能力”，其他城市難以在短期內複製。
回頭看，香港交出的答卷是扎實的。金融互聯互通方面，2014年滬港通開通至今，北向股票通每日平均交易額從60億元人民幣，增至2024年的1360億元人民幣，十年間增長約23倍；南向港股通從9億港元增至440億港元，增長約46倍。國際投資者持有的內地股票，約七成通過股票通“北向通”持有，跨境債券交易累計約三分之二通過“債券通”進行。在離岸人民幣領域，全球超過75%的離岸人民幣支付經香港處理，資金池規模約1.3萬億元人民幣，香港穩居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樞紐。綠色金融方面，香港自2018年起，連續八年位居亞洲綠色及可持續債券發行首位，2025年在港安排發行的亞洲國際綠色債券，約佔區域市場四成。
法律與爭議解決領域的貢獻，更能說明“超級聯絡人”的制度分量。香港在2025年國際仲裁調查中，被評為全球第二受歡迎的仲裁地。截至2025年底，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已處理向內地法院提出的178宗保全措施申請，涉及資產總額約64億美元。更具標誌性意義的是，國際調解院於2025年10月在香港正式開業，成為世界上首個專門以調解解決國際爭端、且總部落戶香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這不是簡單的“牽線搭橋”，而是把一個城市變成了國際規則運行的物理節點。
“一帶一路”的實踐中，香港的角色也在從“仲介”向“合夥人”演進。2025年，港股IPO以超過2869億港元募資總額重奪全球第一，寧德時代、中際旭創等硬科技企業在港上市，吸引了中東、歐洲主權基金參與。佳鑫國際資源在香港聯交所與哈薩克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實現兩地同步上市，成為“一帶一路”跨國金融合作的新標桿。恒生中國則聯合卡塔爾、科威特金融機構，以跨境綠色銀團貸款支持中國光伏企業出海。這些案例的共同特徵是：香港不再只是“認識兩邊的人”，而是以專業能力和制度信用，參與到交易結構的設計與執行之中。
但成績單越厚，越需要正視時過境遷的現實。內地資本市場開放程度、企業跨境運營能力、專業服務供給水準，都已今非昔比。中美關係進入“可預期區間”後，直接溝通的成本在下降，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理解在加深，單純依靠“資訊差”和“管道差”的仲介價值必然縮水。2026年中美元首華盛頓會晤達成八點成果共識，核心價值在於恢復了工商界最需要的東西——確定性。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譚森表示，超半數會員企業計劃繼續對華投資，“這是一種信心的體現”。對香港而言，信心修復的直接效應，體現在貿易融資、轉口成本和IPO估值邏輯的改善上。但更深層的變化在於，香港需要爭取的，不再是簡單的“通道費”，而是“信任溢價”。當跨國公司的中國業務從“利潤中心”升級為“全球供應鏈和創新節點”時，香港的服務必須同步升級：從牽線搭橋，走向提供合規架構、風險管理、知識產權佈局等深度專業服務。香港立法會議員嚴剛日前接受《財經》專訪時判斷：“傳統的平面仲介角色正面臨挑戰。‘十五五’期間，國家需要的是一個更具韌性、更深層次、更能抵禦風險的聯通世界仲介者。”特首李家超對此的回應更清晰：“我們將不再單像個‘接線生’，建立聯繫後還要提供服務、實現增值。”這一表述的實質，是將“超級聯絡人”從角色定位升級為能力體系，聯繫只是入口，增值才是留存。
“做好自己”，已經在政策層面開始落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將創新活動總開支佔GDP的比重從2024年的約1.63%提升至2030年後的3%，目標接近翻倍。北部都會區被定位為“南金融、北創科”格局中的創科增長引擎，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河套香港園區已有超過100家創科企業及機構進駐，兩座濕實驗室大樓全數租出，園區第一期餘下八幅地塊的招標結果將在年底前公佈。新田科技城提供210公頃創科用地，政府注資100億元成立專責公司推動開發。在專業服務端，律政司於2025年12月啟動“香港專業服務出海平台”，發佈涵蓋逾70個法律服務單位的《支援“出海”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並先後推出兩輯《出海成功案例實錄》，收錄超過160個跨境服務案例，覆蓋東盟、中東及非洲等新興市場。香港爭取加入RCEP的程序，也已於2026年9月正式啟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表示，香港“已做好儘早加入的充分準備”。這些舉措的共同邏輯是：不再依賴“位置優勢”的被動紅利，而是通過主動的能力建設，把普通法的制度信用、國際仲裁的執行網絡、跨境合規的專業積累，轉化為企業出海過程中真正需要的交付物。
國家成長了，國際地位高了，中美關係改善了，香港的“超級聯絡人”要求更高了。做好自己，不是一句自我安慰。在一個聯繫日益密集、但信任日益稀缺的世界裡，一個真正可靠的節點本身就是稀缺品。香港要做的，是讓自己繼續成為那個節點——不僅被需要，而且被信任；不僅被信任，而且不可替代。唯有與時俱進，更好地挖掘獨特優勢，把“聯繫”做成“增值”，才能不愧於“超級聯絡人”的名號，令國人和世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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