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2026年10月14日电 （记者 王少喆）近年来，多项国际权威数据与指标显示，中国的科研产出已全面进入世界前列。《自然指数》2026年度榜单显示，按2025年论文统计，中国科研贡献份额已达美国的约两倍，在全球前十名科研机构中更独占九席；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关键技术追踪器也指出，在覆盖2021至2025年的74项关键技术中，中国有69项研究位列全球第一。

然而，与这些亮眼的科研榜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公众的直观感受似乎并未完全同步。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感知到的高端芯片、基础软件、人工智能平台、创新药物以及世界一流大学等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具备显著的影响力与掌控力；而中国在部分核心器件、工业软件和高端科研仪器上，仍面临不同程度的短板。

科研排名的“热”与公众感知的“冷”之间，究竟为何会出现这种“温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专访时指出，这种温差的根源在于公众与指标机构所观察的是创新体系的不同环节。论文指标衡量的是上游的知识生产与潜在能力，而大众感受到的则是下游的商业产品、国际品牌与产业掌控力。中国科研规模的快速上升是真实的结构性变化，但从“科研大国”迈向“科技强国”，仍需跨越漫长而复杂的转型链条。

论文指标非终极标准：规模优势不等于原创无敌

王勇教授分析指出，要理性看待各类科研榜单，首先必须厘清指标本身的定义与局限。

以《自然指数》为例，该指标主要依据特定的高水平期刊与会议中的原创研究论文，以数量和贡献份额来衡量国家或机构的科研产出。它确实能够精确反映一个国家高水平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但并不直接等同于专利价值、企业利润、产业链控制力或技术标准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2026年《自然指数》扩大了应用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覆盖范围并调整了学科分类，这使得跨年度数据比较时更需注意统计口径的变化。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权威指标中。高被引论文数量主要反映的是科研规模，而高被引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才更接近单位科研影响力。一所大学或机构完全可能凭藉庞大的科研基数在高被引总数上领先，但其顶尖论文的比例未必同样突出。ASPI的关键技术追踪器亦是如此，其统计的是被引次数位居前列的研究论文，代表的是战略投入与潜在技术能力，并不意味著这些研究成果已转化为成熟的产业产能或市场产品。

“科研排名既不是没有意义的‘论文游戏’，也不是国家科技实力的最终判定书。”王勇强调，中国科研最显著的优势在于规模大、增长快，尤其是在工程、材料、化学、能源和应用科学领域表现亮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科学与工程论文约350万篇，中国作者参与的论文占比高达31%，远超美国的12%，已成为全球论文产出规模最大的国家。

然而，“科研总量领先”与“顶尖原创能力不足”在当前阶段是可以同时成立的。若按引用次数位居本学科前1%的标准来看，2022年美国论文中的高被引论文占比约为1.7%，中国则为1.3%。美国在计算机、物理、健康科学及生物医学等领域仍保持显著原创优势，而中美则在工程与化学领域较为接近。这表明，中国已建立起庞大的科研生产体系，但在引发科学范式变化的原创性研究上，仍需长期积累。

创新链条的位差与时间差：大众感知的是产品而非论文

为何大众对科研成果的突破“感官不强”？王勇认为，这涉及创新链条的位置差异以及成果转化的时间差。

科研论文位于创新链的最上游，而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则是产业链最下游的终端产品。一般消费者不会直接注意到一个国家在材料学领域发表了多少顶尖论文，而是会直观感受谁掌握著主流的操作系统、AI平台、先进芯片、高端医疗设备和全球知名品牌。

目前，中美两国在创新链的不同环节上各有侧重：

美国的优势：集中于软件平台、资本市场、高技术服务、国际品牌以及顶尖基础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占全球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的43%（中国占11%），在软件出版领域更是占据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增加值。

中国的优势：则更多体现在新能源、电气设备、先进材料、通信基础设施、化工和大规模制造领域。

王勇特别指出，中国的许多技术优势往往“嵌入”在庞大的全球供应链中间环节，不一定以显性的消费终端品牌形式呈现，因此大众的直接感知度相对较弱。

此外，科研成果向市场产品的转化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时间差”。一个国家今天的产业格局，通常源于多年前的科研投入与人才配置；而今天在实验室里形成的论文优势，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一步步通过工艺改进、设备研发、标准制定，最终体现为市场份额与商业产品。因此，当前的论文荣景反映的是未来潜力，而公众感受到的则是已经完成商业化的现实成果，两者在时间轴上并不完全重合。

跨越转化的“死亡之谷”：从制造业大国到高附加值创新

一篇科研论文要最终变成市场上的成熟产品，中间需要跨越原理验证、专利布局、中试放大、工程化建设、质量控制、监管审批以及市场推广等一系列漫长而艰巨的环节。基础研究强不代表产业必然强，制造业规模大也不意味著所有核心技术都由本国率先提出。

王勇分析，中国在成果转化上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庞大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规模化生产能力。新技术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中进行反覆测试与叠代，通过工程改进迅速降低成本。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知识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约为2.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首位；而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达到39,262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80%），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75,7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

“然而，技术合同成交额与专利数量，不能直接等同于新增的经济价值或全球竞争力。”王勇强调，真正有效的成果转化，不能仅仅满足于交易数量与产业化规模，更要考察这些技术是否形成了高附加值的产品、引领国际行业标准，并带来持续的经济效益。目前，美国在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和高端医疗设备等高附加值领域依然保持优势，这正是中国产业升级需要攻坚的方向。

破局之道：提升基研质量、深化评价改革与坚持国际开放

谈及中国如何彻底缩小科研实力与公众感知之间的温差，王勇提出了三个关键的战略破局点：

一、 提高基础研究质量，给予自由探索稳定空间

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2,778亿元人民币，占研发经费总额的7.08%。王勇指出，基础研究具有高度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不能完全套用短期的经济回报指标来配置资源。国家需要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鼓励科学家进行“从0到1”的自由探索，而非过度追求短期的论文产出。

二、 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摒弃“唯论文”导向

当前的科研评价机制若仍以论文数量、项目申报和人才头衔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随著科研规模不断扩大，极易导致重复研究、追逐热点等资源浪费现象。王勇建议，评价体系应全面转向重视研究的原创性、数据的可靠性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实际贡献。

三、 克服地缘政治干扰，坚定维持国际科研开放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占本国论文总量的比例约为16%，相比2018年的22%有所下降。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科技合作“安全化”趋势对跨国学术交流造成了冲击，但中国至今仍是全球科研网络中的重要核心之一。王勇认为，一个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体系，既要具备自主可控的底座能力，也必须始终保持与全球顶尖知识网络的深度连接与合作。

结语：以“论文第一”为新起点

在采访的最后，王勇教授总结道，科研排名与公众感受之间的温差，本质上是创新链条不同阶段的客观反映。中国科研论文产出规模的爆发式增长，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投入科技创新的真实结构性成果，但“论文规模第一”绝不是科技创新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阶段的起点。

未来的国际科技竞争，比拼的是包含原创研究、工程开发、生产制造、金融资本、软件生态、国际标准及全球品牌在内的综合实力。中国唯有将庞大的论文优势与科研投入，持续转化为核心的引领性理论、关键的核心器件、自主的工业软件以及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终端品牌，才能真正跨越创新链条上的各个关口，实现从“科研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