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譯只是起到跨越語言障礙的作用嗎？口譯員只是沒有主體性的隱身人嗎？筆者曾專題研究過中英早期交往歷史上的幾個重大事件，其中均發現有口譯活動的蹤影。

早在18世紀中葉的清朝乾隆年間，有位來自英國的口譯員曾震動清廷朝野。這位口譯員名叫James Flint，中文名洪任輝。1759年，他曾北上天津，通過直隸總督向乾隆皇帝遞交訴狀告了御狀。今天回望這段歷史，最值得關注的並不僅僅是一次跨洋申訴，而是看似隱身的口譯活動如何撬動歷史的進程。

英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方中文口譯員

洪任輝約於1720年出生。1736年，十多歲的他被帶到廣州學習中文，隨後又多次往返於中國和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據點之間。經過數年的語言訓練，他逐漸熟悉中文，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聘用，成為英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方中文口譯員。

在18世紀的中外貿易環境中，掌握中文的歐洲人極為罕見。而洪任輝不僅能夠口頭交流，還能閱讀和書寫中文，因此被賦予“語言官”（linguist）的職責，負責協助英國商人與清廷官員、行商進行溝通。他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純粹翻譯，在當時的東亞貿易體系中，口譯員往往同時扮演商人、顧問、聯絡人和信息中介等多重角色。洪任輝正是這種複合身份的典型代表。

嘗試將英方貿易從廣州拓展到寧波

清朝前期，對外貿易主要通過廣州一個口岸進行。但到了18世紀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業務擴張，不滿足於在廣州一地進行貿易。自1755年起，洪任輝開始率領英國商船前往寧波開展貿易，貿易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功，大量外國商船轉向寧波，這使得廣州的貿易額和稅收受到了影響。

對此，兩廣總督等官員上奏朝廷，要求限制外國商船北上貿易。1757年，清廷在乾隆朝開始嚴格規定，將對外貿易集中於廣州辦理，由此形成後來史稱的廣州“一口通商”體制。

一紙訴狀遞達龍案

1759年，洪任輝奉命再次北上。在寧波被當地所阻之後，他並未折返廣州，而是繼續北上天津，希望直接向皇帝申訴。 抵達天津後，洪任輝通過直隸總督向朝廷呈遞了訴狀，主要投訴清廷的粵海關官員和廣州的行商。

對於清帝國而言，這是極其罕見甚至近乎不可思議的舉動。一個外國商人竟然繞過地方官府，直接向皇帝陳情，這在此前沒有先例。

告御狀的震動

收到奏報後，乾隆皇帝下令徹查。

調查的結果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洪任輝提出的部分投訴被發現確有其事，粵海關監督李永標最終被革職，一些陋規雜費問題也得到整頓，行商黎光華拖欠貨款的問題亦受到處理。換言之，朝廷並沒有完全否定洪任輝所揭露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清廷看來，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在於投訴內容，而在於投訴方式本身，即一個外國人如何能撰寫中文訴狀、跨省奔赴天津並成功遞交奏請。曾參與訴狀起草和謄寫的四川商人劉亞匾被處死，其他涉案人員亦受到流放、杖責等處罰。洪任輝本人則被圈禁於澳門三年，期滿後遣返回國，並終身不得再來中國。 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洪任輝事件”（Flint Affair）。

“洪任輝事件”的影響

洪任輝的申訴未能實現東印度公司意圖擴張貿易的目標。他既沒有恢復寧波的貿易，也未能推動清廷開放更多通商口岸。但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看，這場事件影響深遠。

該案後，清廷出台了著名的《防夷五事》，實際上廣州一口通商制度更加嚴格地執行。洪任輝原本希望通過申訴推動擴張貿易，結果卻促成了更加嚴格的管制。

這一事件實際上推動了歷史進程。清廷與英方的理解差異，在此後幾十年間不斷擴大。從1793年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到19世紀不斷升級的中英衝突，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看到這一矛盾的延續。

口譯亦可撬動歷史？

洪任輝事件揭示了口譯活動在歷史中的特殊作用。在傳統觀念中，翻譯只是語言轉換的工具。但洪任輝事件說明，在關鍵的歷史節點，口譯的作用不僅僅是話語的跨語言轉換，也可能傳遞信息、利益和權力。正因為掌握兩種語言，洪任輝比普通英國商人更瞭解中國；也正因為熟悉中國社會，他能夠利用清廷的上訴機制向皇帝表達不滿。雙語能力使他獲得了跨越文化邊界和制度邊界的行動能力。

一個掌握兩種語言的人，一份由口譯員起草的訴狀，一次跨越制度邊界的溝通，在歷史長河中迴響深遠。1759年，洪任輝到達中國北方的天津時，大概不會想到，自己作為口譯員會在中英歷史上留下名字。

兩百多年後，史家關注他的原因，不僅是因為他曾向乾隆皇帝“告御狀”，更因為他的事件讓我們看到：在不同文明的相遇和交流之中，口譯活動不僅是語言的橋樑，也可能成為撬動歷史的支點。

（本文作者是嶺南大學翻譯系教授、英語及外語教學中心主任）

（本文是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