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2026年10月14日電 （記者 王少喆）近年來，多項國際權威數據與指標顯示，中國的科研產出已全面進入世界前列。《自然指數》2026年度榜單顯示，按2025年論文統計，中國科研貢獻份額已達美國的約兩倍，在全球前十名科研機構中更獨占九席；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關鍵技術追蹤器也指出，在覆蓋2021至2025年的74項關鍵技術中，中國有69項研究位列全球第一。

然而，與這些亮眼的科研榜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公眾的直觀感受似乎並未完全同步。在現實生活中，大眾感知到的高端芯片、基礎軟件、人工智能平台、創新藥物以及世界一流大學等領域，美國等西方國家依然具備顯著的影響力與掌控力；而中國在部分核心器件、工業軟件和高端科研儀器上，仍面臨不同程度的短板。

科研排名的“熱”與公眾感知的“冷”之間，究竟為何會出現這種“溫差”？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專訪時指出，這種溫差的根源在於公眾與指標機構所觀察的是創新體系的不同環節。論文指標衡量的是上游的知識生產與潛在能力，而大眾感受到的則是下游的商業產品、國際品牌與產業掌控力。中國科研規模的快速上升是真實的結構性變化，但從“科研大國”邁向“科技強國”，仍需跨越漫長而複雜的轉型鏈條。

論文指標非終極標準：規模優勢不等於原創無敵

王勇教授分析指出，要理性看待各類科研榜單，首先必須釐清指標本身的定義與局限。

以《自然指數》為例，該指標主要依據特定的高水平期刊與會議中的原創研究論文，以數量和貢獻份額來衡量國家或機構的科研產出。它確實能夠精確反映一個國家高水平知識生產能力的提升，但並不直接等同於專利價值、企業利潤、產業鏈控制力或技術標準的國際影響力。特別是2026年《自然指數》擴大了應用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覆蓋範圍並調整了學科分類，這使得跨年度數據比較時更需注意統計口徑的變化。

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其他權威指標中。高被引論文數量主要反映的是科研規模，而高被引論文占全部論文的比例才更接近單位科研影響力。一所大學或機構完全可能憑藉龐大的科研基數在高被引總數上領先，但其頂尖論文的比例未必同樣突出。ASPI的關鍵技術追蹤器亦是如此，其統計的是被引次數位居前列的研究論文，代表的是戰略投入與潛在技術能力，並不意味著這些研究成果已轉化為成熟的產業產能或市場產品。

“科研排名既不是沒有意義的‘論文遊戲’，也不是國家科技實力的最終判定書。”王勇強調，中國科研最顯著的優勢在於規模大、增長快，尤其是在工程、材料、化學、能源和應用科學領域表現亮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科學與工程論文約350萬篇，中國作者參與的論文占比高達31%，遠超美國的12%，已成為全球論文產出規模最大的國家。

然而，“科研總量領先”與“頂尖原創能力不足”在當前階段是可以同時成立的。若按引用次數位居本學科前1%的標準來看，2022年美國論文中的高被引論文占比約為1.7%，中國則為1.3%。美國在計算機、物理、健康科學及生物醫學等領域仍保持顯著原創優勢，而中美則在工程與化學領域較為接近。這表明，中國已建立起龐大的科研生產體系，但在引發科學範式變化的原創性研究上，仍需長期積累。

創新鏈條的位差與時間差：大眾感知的是產品而非論文

為何大眾對科研成果的突破“感官不強”？王勇認為，這涉及創新鏈條的位置差異以及成果轉化的時間差。

科研論文位於創新鏈的最上游，而公眾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則是產業鏈最下游的終端產品。一般消費者不會直接注意到一個國家在材料學領域發表了多少頂尖論文，而是會直觀感受誰掌握著主流的操作系統、AI平台、先進芯片、高端醫療設備和全球知名品牌。

目前，中美兩國在創新鏈的不同環節上各有側重：

美國的優勢：集中於軟件平台、資本市場、高技術服務、國際品牌以及頂尖基礎研究機構。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佔全球知識與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增加值的43%（中國占11%），在軟件出版領域更是佔據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增加值。

中國的優勢：則更多體現在新能源、電氣設備、先進材料、通信基礎設施、化工和大規模製造領域。

王勇特別指出，中國的許多技術優勢往往“嵌入”在龐大的全球供應鏈中間環節，不一定以顯性的消費終端品牌形式呈現，因此大眾的直接感知度相對較弱。

此外，科研成果向市場產品的轉化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時間差”。一個國家今天的產業格局，通常源於多年前的科研投入與人才配置；而今天在實驗室裡形成的論文優勢，往往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才能一步步通過工藝改進、設備研發、標準制定，最終體現為市場份額與商業產品。因此，當前的論文榮景反映的是未來潛力，而公眾感受到的則是已經完成商業化的現實成果，兩者在時間軸上並不完全重合。

跨越轉化的“死亡之谷”：從製造業大國到高附加值創新

一篇科研論文要最終變成市場上的成熟產品，中間需要跨越原理驗證、專利布局、中試放大、工程化建設、質量控制、監管審批以及市場推廣等一系列漫長而艱巨的環節。基礎研究強不代表產業必然強，製造業規模大也不意味著所有核心技術都由本國率先提出。

王勇分析，中國在成果轉化上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擁有全球最完整的製造業體系、龐大的工程技術人才隊伍、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規模化生產能力。新技術可以在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中進行反覆測試與疊代，通過工程改進迅速降低成本。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知識與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增加值約為2.4萬億美元，穩居全球首位；而國家統計局數據也顯示，2025年中國研發經費支出達到39,262億元人民幣（占GDP的2.80%），技術合同成交額達到75,73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8%。

“然而，技術合同成交額與專利數量，不能直接等同於新增的經濟價值或全球競爭力。”王勇強調，真正有效的成果轉化，不能僅僅滿足於交易數量與產業化規模，更要考察這些技術是否形成了高附加值的產品、引領國際行業標準，並帶來持續的經濟效益。目前，美國在航空航天、生物製藥和高端醫療設備等高附加值領域依然保持優勢，這正是中國產業升級需要攻堅的方向。

破局之道：提升基研質量、深化評價改革與堅持國際開放

談及中國如何徹底縮小科研實力與公眾感知之間的溫差，王勇提出了三個關鍵的戰略破局點：

一、 提高基礎研究質量，給予自由探索穩定空間

2025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為2,778億元人民幣，占研發經費總額的7.08%。王勇指出，基礎研究具有高度的長期性與不確定性，不能完全套用短期的經濟回報指標來配置資源。國家需要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鼓勵科學家進行“從0到1”的自由探索，而非過度追求短期的論文產出。

二、 深化科研評價體系改革，摒棄“唯論文”導向

當前的科研評價機制若仍以論文數量、項目申報和人才頭銜作為資源分配的主要依據，隨著科研規模不斷擴大，極易導致重複研究、追逐熱點等資源浪費現象。王勇建議，評價體系應全面轉向重視研究的原創性、數據的可靠性以及對國家與社會的實際貢獻。

三、 克服地緣政治干擾，堅定維持國際科研開放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國際合作論文占本國論文總量的比例約為16%，相比2018年的22%有所下降。儘管地緣政治競爭加劇與科技合作“安全化”趨勢對跨國學術交流造成了衝擊，但中國至今仍是全球科研網絡中的重要核心之一。王勇認為，一個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體系，既要具備自主可控的底座能力，也必須始終保持與全球頂尖知識網絡的深度連接與合作。

結語：以“論文第一”為新起點

在採訪的最後，王勇教授總結道，科研排名與公眾感受之間的溫差，本質上是創新鏈條不同階段的客觀反映。中國科研論文產出規模的爆發式增長，是近年來國家大力投入科技创新的真實結構性成果，但“論文規模第一”絕不是科技創新的終點，而是一個全新階段的起點。

未來的國際科技競爭，比拼的是包含原創研究、工程開發、生產製造、金融資本、軟件生態、國際標準及全球品牌在內的綜合實力。中國唯有將龐大的論文優勢與科研投入，持續轉化為核心的引領性理論、關鍵的核心器件、自主的工業軟件以及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終端品牌，才能真正跨越創新鏈條上的各個關口，實現從“科研大國”向“世界科技強國”的歷史性跨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