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校園抗議到全國性示威

法國向來有通過街頭示威表達訴求的傳統，但今年秋天持續近一個月的抗議，仍使這個國家再度陷入社會動盪。

9月下旬，巴黎郊區部分高中生因教師短缺、校舍條件欠佳而封鎖校門，行動隨後蔓延至里爾、雷恩、里昂和馬賽等地。9月29日，學生示威與公共部門罷工相互呼應，訴求逐漸從校園延伸至社會民生。10月17日，全國約55萬人參加遊行，組織者稱人數達80萬。大多數民眾和平表達意見，但部分人員與警方發生衝突，出現了縱火、破壞公共設施及洗劫商店的行為，利摩日市政廳亦遭焚毀。

截至10月21日，警方累計拘捕約2500人，逾900人進入起訴程序；截至20日中午，已有149人被收監。馬克龍18日晚發表全國講話，譴責暴力，同時承認和平示威者的合理訴求。政府未宣布全國緊急狀態，而是在部分城市實施局部宵禁、加強警力部署。黃背心團體籌劃24日再度集會，工會亦提出11月5日罷工計劃。街頭秩序即使暫時恢復，社會不滿仍有待回應。

二、教育、生活成本與財政壓力

校園成為抗議的起點，其背後是積累已久的教育資源問題：巴黎北部部分中學教室擁擠、教師缺崗未獲及時補充、老舊校舍難以抵抗夏季熱浪、課時繁重、大學錄取制度問題等，都在加重年輕人的焦慮，而政府的教育投入難以跟上需求。法國2025年教育總支出雖達1992億歐元，扣除價格因素後僅增長0.1%；2027年學校教育預算草案的名義增幅亦低於預期通脹率。政府已承諾增派3000名代課教師、增加學生參與學校決策的機會，並取消部分大學註冊費上漲計劃。但長期積累的問題，恐怕仍需更穩定的財政支持。

使抗議走出校園的，則是日益難抗的生活壓力。今年2月美、以打擊伊朗後，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到限制，國際能源價格持續上漲。布倫特原油價格自2月底至今，漲幅達到了五成左右。歐盟能源對外依賴程度較高，能源和運輸成本逐漸傳導到食品、交通，最終抵達家庭賬單。法國9月消費者物價同比上漲3.1%，高於8月的2.4%，亦明顯高於2月的0.9%。特朗普雖稱美國中期選舉前不會再次攻打伊朗，但中東局勢仍令市場和民眾難以安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工會、左翼團體及黃背心運動參與者陸續加入，工資、養老金、住房和公共服務成為共同訴求。不同群體的具體處境各異，但對生活保障的期待卻頗為相近。

再往深處看，這也觸及法國福利國家長期存在的財政難題。社會希望維持較高水平的公共福利，政府卻受到債務、老齡化及預算紀律約束。法國2027年財政報告顯示，國民教育部門約32%的預算涉及公務員養老金繳款。這類支出有其制度基礎，但也限制了新增教師和改善公共設施的空間。如何兼顧既有保障與新增需求，是對資源分配能力的考驗。

三、騷亂對法國的影響

暴力活動使原本受到關注的民生訴求漸被治安新聞遮蔽。商鋪受損、公共設施遭破壞，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善後。部分未成年學生在警方執法中嚴重受傷，也引起對武力使用是否適當的質疑。政府事後承認低估了示威的規模、警力部署也存在失誤，這反映了馬克龍政府對社會情緒的把握與危機應對存在不足。

政治上的影響可能更加持久。距離2027年4月總統選舉僅約半年，教育、購買力和社會治安很可能成為競選的重要議題。左翼強調公共投入與社會保障，右翼和極右翼更重視秩序和治理能力，各黨派之間的競爭也將增加財政妥協的難度。政府或需重新權衡國內民生、國防以及對烏克蘭援助的支出優先次序，但是否因此調整政策，仍有待觀察。

金融市場也對此作出了反應。10月19日，法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逼近4.9%，與德國國債的利差擴大至約146個基點，股市和歐元承壓。儘管市場波動還受到整體通脹與利率預期的影響，但若社會對立持續、預算難以推進，那麼融資成本上升又可能擠壓公共服務的投入，製造新的壓力。

四、歐洲多國的相似焦慮

法國之外，意大利的抗議同樣引人關注。10月16日，多地學生批評教育投入不足、學校設施老舊，並聲援法國學生。次日，米蘭抗議生活成本上漲的遊行中出現了縱火、破壞商鋪和警民衝突，都靈、博洛尼亞亦有類似事件。政府採取了更嚴格的治安措施，但這消除不了街頭不安的經濟根源。

9月意大利通脹率達到4.2%，能源漲價增加了運輸和生產負擔。意大利南部卡車司機因柴油價格高企而封鎖道路和港口，部分地區的食品與燃油配送受到影響，農業群體也陸續參與。政府考慮行業援助，但工會另有10月30日的罷工安排。這些行動並非同一組織推動，卻折射出教育和生活成本的雙重壓力。

伊比利亞半島的矛盾更多集中於住房。西班牙馬德里一名87歲老婦在房東擬提高租金230%後遭驅逐，隨後離世，引發了社會對住房保障的反思。示威者要求凍結租金、限制驅逐和規範短租。政府提出的緊急住房方案遭議會否決，繼而宣布11月29日提前大選。住房團體計劃11月11日繼續動員。

葡萄牙同樣面臨住房負擔上升。2015年至2024年，其房價累計上漲124%。10月17日，里斯本數千人遊行，部分民眾在市中心紮營，與此前波爾圖的抗議相呼應。工會則要求改善工資、養老金與公共服務。對不少年輕人而言，穩定的工作已未必意味着能夠負擔一處住所，而這份不安也使住房問題帶上了更鮮明的代際色彩。

比利時布魯塞爾等地的學生抗議聚焦大學費用和教育改革；阿爾巴尼亞則因高校條件、就業、腐敗及爭議性開發項目持續出現反政府示威。

各國行動有聲援和示範效應，卻難言存在統一組織。不過，比起街頭形勢的相似，推動民眾走上街頭的生活焦慮更值得深究。從法國到歐洲其他國家，這些抗議背後都能看到公共保障期待與財政能力之間的張力。疫情留下的經濟創傷尚未完全修復，俄烏衝突、中東戰爭及美伊緊張局勢又推高了能源和生活成本。各國訴求雖不盡相同，但對穩定生活的期盼卻彼此相通。如何在財政約束下維護基本民生，通過持續的政策溝通重新凝聚社會共識，或許是歐洲各國政府今後一段時期面臨的共同考驗。

（本文作者為愛丁堡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旅歐華人，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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