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0月13日電（記者 崔雋）近日，也門胡塞武裝與沙特衝突持續升級，曼德海峽航運安全風險陡增。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王震在接受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採訪表示，本輪衝突看似突發，實則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遺留的代理戰爭，也印證了中東“三期疊加”的深層趨勢——各國內部轉型、地區秩序重構與全球秩序重組彼此共振，美國主導的海灣安全秩序正在鬆動。

衝突客觀後果直接作用於美伊博弈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自今年7月13日起，也門局勢生變。胡塞認定沙特是薩那國際機場遇襲的“幕後推手”，向沙特境內機場及石油設施發動報復，打破了2022年以來的相對平靜；9月，胡塞對也門政府軍發起大規模攻勢；10月10日，利雅得哈立德國王國際機場再度遭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傷。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指認胡塞所為，誓言堅決回應。這輪也門胡塞武裝與沙特衝突升級的根源在哪裏？與伊朗戰事又有何關聯？

王震：胡塞此輪攻擊的原始動機，一種較普遍的推測是客觀上配合伊朗對西方、尤其對美國施壓——霍爾木茲海峽受控已使海灣僵局形成，若曼德海峽和紅海航線再被掐緊，華盛頓將面臨南北兩線航運受壓的戰略窘境。

即便不能認定胡塞決策完全出於伊朗授意，這場衝突的客觀後果也會直接作用於海灣局勢、霍爾木茲危機和美伊博弈。這也是此次衝突受到外界高度關注的重要原因——在霍爾木茲海峽已經中斷的情況下，紅海航道若再被切斷，對全球交通航運的衝擊不可估量，對全球地緣政治的影響同樣深遠。

也門問題本質上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續。也門原政權被推翻後，國內政治力量失衡，外部勢力隨之介入，形成代理戰爭。一邊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一邊是沙特和阿聯酋支持的武裝力量，雙方衝突延續至今。

胡賽武裝抵抗意志強，沙特並非“發牌”方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法新社11日一篇報道說，胡塞武裝的接連襲擊讓沙特防空系統“疲於奔命”，攔截彈大量消耗，庫存見底。而“愛國者”等美製導彈防禦系統的攔截彈，就連美軍也供不應求。沙特目前主要通過軍事反攻、多邊防禦求援、外交聯合施壓的組合手段，應對胡塞武裝威脅。總體您怎麼看沙特在此輪衝突中的應對？目前雙方力量對比如何？

王震：沙特這次確實比較被動，因為它不是“發牌”的一方，總體上是在胡塞發動新一輪攻擊之後被動應對。但沙特必須做出反應——一旦北邊的霍爾木茲海峽與南邊的紅海航道全部被伊朗及其代理人控制，海灣阿拉伯國家就會完全受制於伊朗，這是沙特不能接受的。

至於力量對比，胡塞是一支相對獨立的武裝力量，在政治、外交、軍事上得到伊朗支持；但伊朗自身經過連續衝突，實力已大受削弱，對其支持究竟達到什麼程度，難以判斷。可以確定的是，胡塞武裝的抵抗意志和韌性非常突出。

相比之下，沙特在資金和空中打擊力量上具有很大優勢。伊朗無法直接參戰，沙特則已明確直接參戰，其空中打擊還得到美國等力量的支持，實力較強。但沙特無法派遣地面力量，而也門多年的僵局證明，缺乏地面武裝配合、單靠空中打擊，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總體來看，胡塞武裝在戰鬥意志、韌性以及社會動員方面優勢明顯，時間也在它這一邊；沙特在政治、外交、資金和空中打擊上佔據更大優勢，但無法直接參與地面戰，這是它的戰略性短板，決定其目前難以取得決定性成果。

美國態度與國內政治有關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特朗普此前表示，正在評估是否應當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軍事打擊行動。在您看來，美國是否會下場？特朗普需要考慮衡量哪些問題？如果介入，可能會以何種形式？

王震：美國的態度更多與其國內政治有關。中期選舉臨近，美國必須在伊朗和也門問題上有所表示。沙特很可能已提出請求，美國作為盟友需要表態。同時，美國也擔心曼德海峽航道被伊朗系武裝控制。

關鍵在於介入方式，是單純的空中打擊、大規模武裝襲擊，還是地面入侵？這幾種介入的結果完全不同。空中打擊美國去年已經實施，多次轟炸胡塞武裝卻毫無結果，說明不派地面部隊的輕度干預是無效的，不足以影響地面局勢。但大規模地面干預在軍事上目前並不可行，美軍周邊軍事基地安全承壓，彈藥捉襟見肘，沒有足夠的軍事冗餘支撐一場更大規模的打擊。

當然，不能排除例外情形。特朗普有投機主義的一面，不可預測性很大，可能基於選舉的戰術性考慮突然採取行動。但這類動作更多是短期的、戰術性或象徵性的，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局勢。

中東“三期疊加”，地區秩序正在大規模重組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中東亂上加亂，您認為接下來這會對區域局勢及全球範圍帶來怎樣的連鎖反應？

王震：總體趨勢是，中東地緣政治的重組與重塑正在加速。“阿拉伯之春”以後，中東研究界有一種說法叫“三期疊加”——中東各國內部的改革、地區秩序的重構，與全球國際秩序的重組，這三個層面發生了共振。從利比亞到也門再到敘利亞的一系列政權更迭，都與2011年那場變局相關。

本輪動盪可以視為上一輪調整的延續。當前最突出的特徵是地區國際秩序正在發生大規模的根本性重組，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就伊朗而言，它長期受美國遏制政策壓制，未能分享冷戰結束以來全球經濟發展的紅利，但經過去年的衝突，伊朗雖然損失慘重，卻也證明了自身作為地區大國的韌性與潛力。在未來的國際秩序中，特別是在霍爾木茲海峽航道安全問題上，伊朗必然尋求自身利益、爭取話語權，這無法迴避——它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被牢牢壓制、排除在地區秩序建構之外，其地區角色將發生變化。

第二，美國在海灣乃至整個中東的主導性安全體系正在鬆動。原先仰仗美國安全保護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如今對美國失去信心，正尋求外部力量參與地區安全秩序的建構。最明顯的例證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簽署共同防禦協議，說明沙特對美國的安全保障不再放心，希望以更多元化的安全機制維護自身安全。這可以視為美國主導的安全霸權出現裂縫，但短期內尚無其他力量能夠完全替代美國的安全主導地位，是一個值得持續關注的變化。

第三，冷戰結束後，海灣阿拉伯國家長期坐享石油和能源經濟紅利，成為動蕩世界中的繁榮孤島。如今這種繁榮的脆弱性已充分暴露，這將對中東地區未來發展、特別是海灣國家的經濟走向產生難以預測的影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