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0月1日電（記者 王少喆）2022 年底，香港特區政府推出了“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這張審批速度極快的簽證，就像一把鑰匙，為數以萬計的內地與海外菁英打開了前往香港的大門。

有人當天申請、隔天獲批；有人將其視為跨越疫情與職涯瓶頸的跳板；也有人攜家帶口，將這座城市視為下一代成長的避風港。然而，當“獲批”的興奮褪去，擺在他們面前的是真實的香港：高昂的房價、全新的職場規則、教育資源的重組，以及身份認同的激蕩。

香港新闻网記者採訪了七位不同背景的高才持有人——從外資企業市場人、投行研究員、互聯網營銷與地產科技創業者，到教育企業家、出版人、投資人及科技傳媒從業者。透過他們的講述，我們得以看見這群“新香港人”最真實的生存圖景與時代縮影。

一、為什麼是香港？“進可攻，退可守”的時代跳板

對於這群高才而言，香港最核心的吸引力，在於它獨一無二的“中介與橋樑地位”。

2019 年畢業於美國知名大學的 G，來港後在外資電商企業做市場工作。疫情期間，他便計劃來港，高才通政策推出當天他遞交了申請，第二天就順利獲批。“我家裡本來就做生意，對香港很熟悉。香港對內地和海外企業來說，都是極好的橋樑。”G從工作中了解到，許多剛起步的品牌（如內地或歐美的酒類公司）想要進軍東南亞，都會選擇以香港為跳板和槓桿，“花小錢辦大事”。目前，G在一家荷蘭電商公司工作，負責聯繫其在浙江寧波千人規模的工廠，英語和普通話是他在工作中最常使用的工作語言。

北大畢業、任職於中資投行研究崗位的J，則是在 2022 年底辦理歐洲馬耳他移民時注意到了高才通。“歐洲辦事效率低、流程長，移民辦理也是如此，而香港的效率就高得多。我們也判斷，香港是更適合我和孩子的選擇，它對中國人來說是更好的跳板，能同時連接內地與世界。”更重要的是，香港身份具備極高的包容度——“它可以與內地身份、國際身份共存，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這種“進可攻，退可守”的靈活性，成為許多家庭的公約數。地產科技創業者妙子涵（Monica）與先生在 2023 年申請高才，如今已將二胎降生在香港。“香港背靠祖國、連接世界。對企業來說，香港可以作為出海試水的第一步；對家庭來說，孩子的教育有了香港、內地與海外的多重退路。”

在採訪中，多名受訪者也曾提到，子女教育是他們選擇在中年來到香港重新開始的主要因素。香港寬鬆的教育環境、較高的大學入學率、對接國際的教育出口，對高才家庭無疑具有很大吸引力。

二、職場與創業：在國際化流程與“內捲”之間重塑自我

跨過深圳河，首先迎面而來的是職場文化與商業環境的衝擊。

G感受最深的是香港職場的國際化與規範化。“香港有接軌國際市場的流程，可以快速培養個人的國際化職業素養。”他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介紹，香港每年有大量的類似“世界百大酒吧評選”等國際展會，給相關行業的廠商帶來了豐富的商業機會。而另一方面，內地先進的數字營銷生態也在反哺香港市場。做數字媒體營銷的他發現，隨著高才湧入，連外國人和香港本地酒吧也開始嘗試使用內地社交媒體“小紅書”做推廣。

從事互聯網營銷的妙子涵也認為，在互聯網線上營銷方面，內地生態相對更成熟，香港這方面的商業模式還比較初步、人才也比較稀缺。她到港後第一份工作所在的線上房屋中介公司，僱員一年間快速由20 人增加到了 70 人，去年還創造了 30 億的銷售額，成為香港細分市場的第一。

然而，並非所有行業都能無縫接軌。J坦言，自己在內地有十幾年金融與七八年互聯網經驗，但 2023 年來港時發現，內地互聯網企業在港多為辦事處、無核心業務，他只能重回傳統金融。“香港的高端 Bank（銀行家）收入極高，但普通金融崗位的薪資與藍領相比，其實拉不開像內地那樣五倍十倍的差距，仍然不算什麼高薪階層。”他還表示，隨著大量內地人才的到來，香港適合內地人才的崗位正在迅速被填充，求職和晉升都在變難。

北大畢業、曾創辦“微言書店”的出版人周青豐，則在香港開啟了人生的下半場。2024 年他在香港註冊了出版公司，試圖將中國作者推向世界。“香港的營商環境簡單透明，只要遵守法規、按指引辦事，就沒有各種繁瑣的行政干擾與低成本的惡意舉報。更重要的是，香港沒有盜版！”他在香港書展上發現，香港年輕讀者對書籍價值的判斷非常獨立、尊重原創，一位大一女生的作品竟能賣出數十本，成為他們書店在書展上的“銷冠”。這和內地讀者更多追捧成名作家、媒體推薦的作品完全不同，讓他看到了在香港移植其“前店後廠”（前店做書店、後廠做版權策劃）模式的巨大潛力。

三、教育與住房：被打破的平衡與重構的生態

高才通的湧入，無疑在香港這座空間狹小、資源高度集中的城市裡掀起了波欄。

“房地產的影響非常明顯，”畢業於北大管理學院和清華經管學院的燕園教育 CEO 施建光表示，每逢插班季，啟德等內地租客集中的社區租金隨之上漲一至二成。J也印證了這一點：在核心區與大學周邊，內地購房者佔比高達三成甚至七成。“房價與租金上漲，讓香港持房中產很高興，因為資產升值了；排公屋的基層也不受影響，但中間層的租房成本確實被推高了。”

在教育層面，高才家庭的到來則引發了結構性的震盪。

施建光的女兒剛來港時申請了十幾所學校插班，最終考入Band 1B 學校，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和努力，轉入 Top 5 名校攻讀 A-Level 課程。他指出：“香港本地家長其實很佛系，不一定非要去排名高的學校，寧願孩子在普通學校名列前茅，希望孩子快樂成長；真正的壓力在於插班生——主要都是內地孩子自己在頭部名校裡競爭。”

曾經有內地家長擔心，外來的港漂孩子，可能會被香港本地同學排斥，然而，J觀察到，本地人排斥的主要是那些“臨近高考才來香港考 DSE”的投機行為，對於從小在港接受教育的高才子女並沒有太多敵意。“因為我們也是和本地孩子一起學上來，被視為和本地一樣的，本地人排斥‘投機戶’，是因為希望孩子全面發展，而不是接受衡水式的應試教育。我家孩子也很爭氣，成績在班上都是第一第二的水平。”

四、融入、痛點與雙向流動：誰會留下來？

對於來到香港的“高才”移民來說，一個不能回避的話題是，他們是融入了香港，還是困在了自己的“港漂圈”？將來有多少人能成功留下？

白話流利的施建光和迅速適應學校的女兒很快完成了融入，女兒從完全不懂粵語，到粵語流利，只用了一年時間。G也認為：“關鍵在於自己願不願意融入、向當地人學習粵語。本地人其實非常願意幫忙。我現在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本地和外國的都有。”

然而J則道出了另一種現實：“港漂群體可能只佔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多數內地人其實還是在自己的圈子裡內捲。如果不會粵語和英語，要真正‘破圈’進入香港主流社會，還需要很漫長的過程。”

與此相關，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儘管香港具備種種優勢，但也並非適合所有人：

周青豐提到，高才創業在開戶、報稅、續簽等細節上缺乏明確的清單（List），“提交之後才告訴我們，缺這個，少那個”，而且有的政府工作人員也無法回答出應該怎麼做，“因為這是新的系統”，這對於業務在外地、無法常駐香港的人士並不夠友好。

北大地質系出身的投資人H 則直言香港存在不足：“香港地產商把房價炒得太高，營商成本極高，港漂來開餐館多是夫妻店不敢請人。相比之下，日本東京成本低得多，更適合創業賺錢。”同時持有日本創業簽證的 H 舉例說，東京的“戰略縱深”明顯大於香港，距離市中心銀座十五公裡的上板橋房價只有兩三萬一平米，在東京的郊區經營“農家樂”等項目，成本可能只要香港的十分之一，香港相比起來成本過高。

另一方面，妙子涵則提到外賣不便、淘寶慢等生活細節，居住空間小，“但這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不過，另一位北大畢業、從事科技和傳媒行業的高才 L 就表示，因“每年跑香港十幾次維持身份成本過高且無子女教育需求”，最終選擇放棄香港身份，轉戰深圳創業。

隨著時間推移，高才通帶來的效應正在顯現。G發現，近期換工作時感覺合適的崗位變少了，證明內地人才內部的競爭在加劇；J則觀察到，身邊續簽的人雖然超過一半，但很多人重心其實並未完全移過來，出現了“拿了加拿大/英國身份又來香港”或“以香港為跳板再赴海外”的雙向流動。

結語

香港特區政府的“高才通”計劃，本質上是一場“將經濟這張餅做大”的雙向奔赴。三年多過去，2026 年香港最新官方數據顯示，計劃累計接獲超過 15.5 萬宗申請，獲批逾 12.6 萬人，申請續簽率約 54%。在最新一版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提出，將放寬指定初創科技企業經營者的續簽要求，顯示出政府對人才政策的積極評價。

正如周青豐所言：“我們到香港，多數不是為了搶香港人的飯碗，而是為了利用香港的平台開拓全球市場。”高才們帶來了消費、租房、資本與先進的產業模式（如數字營銷、線上地產科技），同時也承受著高昂的生活成本與職涯洗牌的痛苦。

有人適應了中環的快節奏與九龍塘的狹小空間，選擇賣掉內地房產落戶香港；有人把它當作前往日本、歐美的跳板；也有人在折騰一番後選擇放棄。高才通只是一張入場券，這座城市從不保證成功，但它永遠為願意適應規則、勇於開拓的人，保留著最具張力的可能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