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0月18日電（記者 王少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日前證實，中國正式提名宋莉博士參選世界衛生組織（WHO）下一任總幹事，接替將於明年結束任期的現任總幹事譚德塞。
根據資料，現年52歲的宋莉為山東人，是資深的公共衛生官員，在婦幼保健政策和國際合作領域擁有20年的經驗，現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屬副部級官員。她早年畢業於山東醫科大學，後取得北京大學衛生事業管理學博士學位，並曾獲世衛獎學金以高級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
宋莉由婦產科醫生出身，自2002年起轉戰公共衛生領域，曾任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婦幼健康司副司長及司長。在國家衛健委婦幼健康司任職期間，她的足跡延伸到了許多偏遠村落。那段時期，她主導並推動了“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補助”與“兩癌（宮頸癌、乳腺癌）免費篩查”，並建立起愛滋病、梅毒與乙肝“三病母嬰阻斷”的全國標準化機制，顯著拉低了偏遠地區的母嬰死亡率。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初期，面對全社會的恐慌與醫療資源轉向，宋莉擔任一份國家級新冠防控問答文件的總編輯，為疫情期間管理婦幼健康做出了指引。
在國際公共衛生合作方面，宋莉長期擔任世衛組織多個諮詢小組的專家，並擔任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中國婦幼生殖健康委員會共同主席。媒體報導，宋莉曾參與世衛組織多項專家機制，並在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婦幼健康“南南合作”中擔任重要角色，向國際分享中國降低孕產婦及兒童死亡率的經驗。在同僚與國際合作者眼中，她帶有一種典型的“臨床醫生底色”——講求數據、看重實效，對數據背後具體的人，始終保有敏感的溫度。
然而，當宋莉獲中國政府提名參選世衛組織（WHO）下一任總幹事之際，這座位於日內瓦的全球公共衛生最高殿堂，正經歷著創立以來最嚴峻的“三重危機”。
首先是財務“心臟病”與資金斷崖，世衛組織的運作高度依賴成員國的自願性捐款，這種資金結構使其極易受到地緣政治風向的影響，隨著近年美國等部分傳統捐助國縮減國際援助預算、甚至延遲繳納會費，世衛組織的常規項目與全球突發衛生事件應急響應機制正面臨嚴重的資金缺口與癱瘓風險。
其次是信任赤字與政治化困境，新冠大流行留下的歷史陰影使全球公共衛生的去政治化原則遭到嚴峻考驗，多邊機制的權威性與中立性屢受質疑，成員國之間立場高度割裂，導致世衛組織在協調全球防疫政策、分享生物數據及推進國際衛生條例修訂時常陷入官僚內耗與談判僵局。
最後則是全球健康赤字全面加劇，氣候變遷引發的跨區域傳染病蔓延、發展中國家慢性病年輕化，以及低收入地區醫療資源與藥物可及性的巨大落差，正不斷吞噬過去幾十年積累的公衛成果。世衛組織現有的資源與執行結構已難以單獨應對如此龐大且交織的全球性危機，今天的世衛組織需要的不僅是一位懂醫術的專家，更需要一位能夠在多邊政治裂痕中縫合信任、重新籌措資金、並獲得廣大南北半球國家普遍認可的掌舵者。
與此同時，中國在世衛組織中的角色，長期伴隨著與美國等大國的深刻糾葛。宋莉的參選，無可避免地被置於複雜的大國地緣政治視角下檢視。
美國政府與國會長期高度關注中國在聯合國各專門機構中影響力的擴張，華盛頓政治圈對世衛組織總幹事的人選保持高度審慎與警惕，傾向於支持來自歐洲或中立第三國的候選人，以防止世衛組織在技術標準制定、疫情調查與資源分配上的決策天平向北京傾斜。
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確認中方對宋莉的提名時表示，這表明了中方對多邊主義和世衛組織的堅定支持。復旦大學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貴洪對香港新聞網表示，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後，不能像之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總幹事選舉等情況下那樣阻攔，宋莉當選的機率應該很大。他認為，如果中國推薦的候選人當選，中國可能會增加對WHO的自願捐款，顯示對世衛組織的支持。
中國高調提名宋莉背後有著明確的全球衛生外交戰略，意在透過展示自身在降低偏遠地區母嬰死亡率、傳染病防控等領域的實用經驗，即“南南合作”模式，切中許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在公共衛生建設上的切膚之痛，從而爭取廣大發展中國家成員國的支持，打破西方國家長期對全球衛生治理話語權的壟斷。
世衛組織執委會將於2027年年初對候選人進行初篩，並在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上由194個成員國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最終人選，接替任期屆滿的譚德塞。
對宋莉而言，她的競選之路並非坦途，2023年她曾參選世衛西太平洋區域主任失利，這段“敗過一次再出發”的經歷，讓她和中國外交團隊對多邊選舉的複雜性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她的核心優勢在於中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擁有深厚的外交基礎，而她的婦幼健康與基層公衛背景極易在受公衛資源匱乏所苦的國家引發共鳴。然而，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態度，仍然是其中的最大變量。
三十年前，宋莉站在產房裡，聽的是一個新生命的第一次呼吸；而今天，她站在全球治理的風口浪尖，面對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對健康、公平與信任的渴望。2027年5月日內瓦的大會堂敲響木槌之前，這場關於全球衛生治理主導權的鋼絲博弈，才剛剛拉開序幕。（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