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伊軍事衝突在脆弱的臨時停火框架下再度升級，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呈現“邊境摩擦、定點報復”的新特徵。

5月30日至31日，美軍對伊朗霍爾木茲甘省戈魯克地區和格什姆島的雷達及無人機指揮控制設施發動打擊，摧毀伊朗防空系統、一處地面控制站以及兩架無人機。6月1日，伊朗革命衛隊對美軍進行報復，打擊了一處美軍空軍基地並摧毀預定目標。這一輪相互打擊還波及科威特等中東國家。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發起的“徹底消除伊朗核威脅”為目標的軍事行動，已從“閃電突襲”變為“戰略相持”，戰爭“爛尾”成定局，和談前景渺無期。

這幾天，筆者正在意大利和北非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訪問考察。三國的朋友和當地中資企業負責人，普遍認為：美伊雙方目前都處於“邊談邊對峙”的狀態，軍事衝突與外交談判交織，局勢高度不確定，波譎雲詭、風雲變幻，中東地區戰況面臨進一步升級的風險。

這場戰爭的走向影響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牽一發而動全身，香港也不會置身事外，因此，我們應持續密切關注。

“閃電戰”破產打不贏也談不攏

美以發動對伊朗戰爭的初衷是以“外科手術式打擊”的方式摧毀伊朗核設施、斬首革命衛隊高層、癱瘓其軍事指揮鏈、顛覆伊朗政權，但眼下的戰場態勢便偏離了預設軌道。

其一，美以軍事行動“高開低走”。美軍在第一周確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戰術勝利，但伊朗並未如預期般迅速崩潰，在經過第一輪導彈還擊後，啓動了“非對稱反擊”模式：向霍爾木茲海峽布設大量水雷，出動低成本自殺式無人機騷擾美軍艦艇。這種“你打你的高科技，我打我的低成本”策略，以“斷粮”對付“斬首”的“錯維博弈”，使美軍陷入一場消耗戰。

其二，停火協議脆弱不堪。近日，一艘被困商船的錄音曝光：伊朗革命衛隊海軍與美國軍機同時向商船喊話，伊朗要求船隻接受檢查，美軍命令其“無視伊朗非法攔截”。這種“停火不停戰”的狀態，以“鷸蚌相爭”，生動詮釋了什麼叫“爛尾”：軍事上誰也吃不掉誰，外交上誰也不願先讓步。

其三，外交談判“無效空轉”。 特朗普在最新修正案中要求伊朗以“公開象徵性的屈服方式”交出高濃縮鈾，伊朗斷然拒絕。美國堅持“解除制裁需以棄核為前提”，伊朗要求“永久停戰與全面解禁同步進行”。這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循環爭論，以互為因果、無法確定起點的爭議，使得談判成為各自向國內強硬派表態的舞台。

總之，美國既無法徹底摧毀伊朗的抵抗意志，也無法低成本維持高強度打擊；伊朗雖未被擊敗，但也無力將美軍逐出波斯灣，進退維谷、騎虎難下，戰事陷入了“打不贏、談不攏、拖不起”的困局。

碰上“硬釘子”鋪下“爛攤子”

美國以突襲方式逼迫別國就範的劇本已經成功上演許多次，這一次卻碰到了“硬釘子”。

其一，美國低估了伊朗“非對稱戰”的韌性。華盛頓的決策者原以為可速戰速決，但他們沒有想到，伊朗的“戰爭性價比”遠高於美國。伊朗布設一枚簡易水雷的成本不足五萬美元，而美軍掃除一枚水雷綜合成本高達數百萬美元。更致命的是，伊朗採取“零星佈雷、隨機地點”的策略，不是一次性封鎖海峽，而是每隔幾天在某處悄悄投下幾枚水雷。這種低強度、高頻率的騷擾令美軍疲憊不堪。

其二，代理人戰爭的回旋鏢效應。美以襲擊伊朗後，重新激活了中東的“抵抗之弧”。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重新活躍起來，襲擊商船或美以的軍事設施，中東戰亂導致全球航運保險費率飆升，多國航運公司被迫繞行好望角，許多高度依賴霍爾木茲海峽的國家開始公開抱怨美國，給特朗普政府造成了壓力。

其三，伊朗的談判立場不清晰。現在，伊朗的改革派主張通過談判換制裁解除，強硬派公開要求“停止與美國進行交易”。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社交媒體上宣佈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開放，不到24小時革命衛隊就宣佈，這一表態未經最高領袖同意。這種內部掣肘使得伊朗無法形成一個穩定、可預期的談判立場。

其四，來自美國內部的反對聲音。從戰爭一開始，美國就有不少人質疑這場戰爭的合理性、合法性。隨著戰爭陷入泥潭，美國納稅人和普通民眾的錢包正在為他們認為不該發生的戰爭買單，反戰之聲此起彼伏。

其五，世界多極格局對單邊軍事行動的制約。中國和俄羅斯強烈反對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襲擊，並通過外交、經濟等渠道為伊朗提供了“戰略緩衝”；美國的“四大鐵桿盟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從“每戰必跟”到“公開不支持”，態度大轉彎。

綜上所述，華盛頓的主戰派非常孤立。既不想丟面子，又不願輸裡子，進退失據、跋前疐後，面對“爛攤子”，陷入了兩難境地。

僵局“漣漪效應”香港積極應對

戰爭爛尾的直接後果是：談判陷入“無限回旋”，霍爾木茲海峽處於“半封鎖、半通行”的模糊狀態，油價維持高位震蕩。這些“漣漪效應”波及全球，給香港造成不利影響：

其一，航運成本飆升。自戰事爆發以來，途經中東航線的集裝箱海運價格已上漲約40%，運費上漲侵蝕香港轉口貿易的利潤空間。

其二，通脹壓力增加。能源成本推高運輸成本並波及物價。對中小企業而言，物流和能源成本的雙重上漲壓縮了利潤空間，部分企業被迫延遲擴張計劃；對普通市民而言，日常開支增加，限制了消費能力，只能“量入為出”。筆者留意到，政府已將2026年基本通脹率預測由1.7%上調至2.5%。

其三，資本市場充滿不確定性。中東局勢動蕩引發全球資本尋求“安全港”，香港吸納了大量避險資金。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傾向於持有美元現金或黃金等終極避險資產，而非將資金投入新興市場股票，這考驗香港的“吸金”能力。

唇亡齒寒、巢毀卵破，中東亂局提醒香港：全球供應鏈非常脆弱，作為高度依賴轉口貿易和外部需求的經濟體，香港須推動經濟結構多元化。

眼下，在行政長官李家超的親自主導下，香港正在制定首個五年規劃；這幾天，李家超率團出訪中亞的兩個重要國家——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已達成多項合作協議。這顯示出香港正在為“如何在地緣政治風險下保持發展韌性”，求解化險為夷、居安思危。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工商界人士時多次強調，面對內外環境變化，香港要發揮靈活應變的傳統，銳意改革，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夏主任的話啓示我們，面對中東戰亂帶來的衝擊，我們須以辯證的眼光來看待，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看到風險和挑戰；我們要以底線思維來應對，把困難預估得更大一些，積極爭取最好的結果。總之，應客觀分析、綜合研判，積極應變、趨利避害，守住底線、防患未然。

（本文作者爲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