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10月5日电（记者 王少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过去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近日，洪略全球智库（HLC）理事长徐洪才向香港新闻网指出，近年来国内需求偏弱的根本问题，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扭曲，是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长期失衡。准确认识、辩证把握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稳定宏观经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化解产能过剩与通货紧缩压力的关键所在。

徐洪才表示，学界围绕扩大内需形成了两种代表性思路。林毅夫、余永定等学者坚持扩大投资，认为中国仍存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产业升级短板，投资是结构性不足。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大、内需修复缓慢的情况下，适度扩大有效投资是对冲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郑新立、黄亚生等学者则强调提振消费才是根本。郑新立指出，内需不足的根源是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黄亚生进一步认为，普通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政策资源长期过度投向企业端和投资端，导致产出扩张但消费能力未能同步提升。

对此，徐洪才主张突破“要么重投资、要么重消费”的二元对立。他强调，投资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中央文件多次明确：投资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发挥基础作用。从宏观循环看，投资创造供给、就业与收入，消费则是最终需求，决定产能是否有效、投资是否可持续。健康的循环应是投资促进消费、消费牵引投资。

徐洪才指出，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坚持“投资优先”具有历史合理性，但随着人均收入突破1万美元，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已从供给短缺转向供给过剩、内需不足，投资边际效应持续走低。“当前最突出、最核心的矛盾就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他说，正因为消费基础作用长期弱化，才导致投资关键作用无法正常发挥。消费不足造成产能过剩，企业盈利承压、内卷加剧，进而压制新增投资意愿，出现看似“投资不足”的表象。

他进一步指出，当下企业间大范围“三角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累积、开发区土地闲置等问题，充分印证了盲目扩大投资的弊端。在产能普遍过剩的背景下，继续盲目扩大政府投资无异于“一剂毒药”。当前投资不足、产能过剩、通缩压力的根源，都是消费不足。抓住这一主要矛盾，就抓住了宏观经济治理的牛鼻子。

徐洪才强调，内需结构性问题可由三组关键数据清晰验证。第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长期仅维持在40%多，比国际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直接制约消费潜力，导致消费对增长的拉动难以稳定在60%以上。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可供给产品（零售+出口）的比重仅约70%，近三成产能依赖出口。最近十年外贸顺差累计超7万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基本稳定，说明大量盈余未有效回流转化为国内需求。第三，疫情前企业与居民长期信贷比例约为60%∶40%，疫情后变为85%∶15%，金融资源过度流向企业端扩产能，居民消费能力持续收缩，形成“资金扩产能、消费托不住”的结构性矛盾。

基于上述判断，徐洪才认为，必须牢牢抓住增加居民收入这一核心突破口，重点聚焦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他建议：一是将公平竞争政策真正落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充分就业带动增收，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二是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稳定房地产市场、规范发展资本市场，让更多居民分享发展成果；三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启国有股划转充实社保基金，显著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完善养老医疗兜底，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

徐洪才最后强调，当前核心矛盾不是要不要投资或消费的选择问题，而是如何纠正长期结构性扭曲、实现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未来宏观调控必须坚持“投资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发挥基础作用”，以居民增收为主线，持续优化收入分配、供需与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逐步化解产能过剩、内卷与通缩压力，真正构建高质量内需循环体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