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过去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在内外环境发生系统性变化之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近年来国内需求偏弱的根本问题，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扭曲，是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长期失衡。准确认识、辩证把握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稳定宏观经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化解产能过剩与通货紧缩压力的关键所在。
一、学界视角分化：扩大内需中的投资派与消费派观点
近年来，经济学家围绕“如何扩大内需、稳定增长”形成了两种代表性思路，分别聚焦投资扩张与消费提振，构成理解当前宏观政策选择的重要理论参照。林毅夫、余永定等经济学家长期坚持扩大投资的立场，认为不能简单否定投资作用。他们指出，中国经济仍存在大量基础设施短板、公共服务短板与产业升级短板，投资不是过剩，而是结构性不足。在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加大、内需修复缓慢的情况下，适度扩大政府主导的有效投资、撬动社会投资，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防止经济惯性下滑的重要手段。总体而言，当前稳增长要更加倚重投资，以投资稳增长、以增长带消费。
与之相对，郑新立、黄亚生等学者更多从长期结构视角出发，强调提振消费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郑新立长期坚持，内需不足的根源不是投资不够，而是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容易加剧产能扩张，如果消费跟不上，必然形成新的产能过剩，无法实现良性循环。因此，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优化分配结构、释放消费潜力。
黄亚生进一步指出，中国消费不足的核心问题是普通居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高收入群体、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率高、消费倾向低，而广大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最强、边际消费倾向最高。长期以来政策资源过度投向企业端和投资端，导致产出不断扩张，但居民消费能力没有同步提升，最终必然出现供需失衡。因此，解决内需问题必须回归消费本位，把提高居民收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作为核心抓手。
二、辩证重构投资消费关系：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误区
针对学界的投资与消费观点分歧，本人主张突破“要么重投资、要么重消费”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投资和消费不是对立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不能简单搞成非此即彼。在中国当前特定的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条件下，必须坚持精准定位、辩证理解二者关系，也就是中央文件多次强调的：投资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发挥基础作用。
从宏观经济循环逻辑来看，投资承担短期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培育新动能的关键功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是一切生产、投资、供给的最终归宿，决定产能是否有效、投资是否可持续，构成经济增长的基础。健康的国民经济循环，必然是投资创造供给、创造就业、创造收入，收入提升支撑消费扩张，消费扩张反过来引导有效投资、优化产能结构、淘汰无效产能，最终形成投资促进消费、消费牵引投资的双向正向循环。
从经济发展阶段演进来看，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坚持“投资优先”原则，具备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彼时国内资本稀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体系不完善，高强度投资能快速补齐发展短板、积累物质资本、推动经济起飞。但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突破1万美元，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需求结构、增长动力发生根本性变革，继续简单沿袭过去“投资优先”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然不合时宜。现阶段经济矛盾不再是供给短缺、资本不足，而是供给过剩、内需不足，投资的边际拉动效应持续走低。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最核心、最主导的矛盾，就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正因为消费这个“基础作用”长期弱化，才导致投资的“关键作用”无法正常发挥。消费不足导致国内最终需求偏弱，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被国内市场充分消化，直接造成普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盈利承压、市场竞争加剧，出现大量内卷式竞争、低效竞争；进而压制企业新增投资意愿，出现看似“投资不足”的表象。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充分印证了盲目扩大投资的弊端。当下企业间相互拖欠账款形成的大范围“三角债”问题，市场现金流循环受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累积，债务压力不断攀升；各地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存在大量土地抛荒、闲置浪费现象。这些问题叠加滋生银行不良资产攀升、社会资源错配浪费等一系列病症。在全社会产能普遍过剩的背景下，有观点认为，此时继续盲目扩大政府投资无异于“一剂毒药”，可谓一语中的。简言之，当前的投资不足、产能过剩、通缩压力，根源都是消费不足。抓住消费不足这一主要矛盾，就抓住了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牛鼻子。
三、关键经济数据：印证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内需结构性问题并非主观判断，而是可以通过经济数据清晰验证。三组关键数据充分说明，国民收入结构、供需结构、金融信贷结构的三重扭曲，全部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消费偏弱、内需短板突出。
第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长期扭曲，居民收入占比显著偏低，从源头制约消费扩容。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仅维持在40%多的水平，相比国际平均水平低了约20个百分点。这一结构性偏差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偏低，消费潜力难以释放，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无法稳定维持在60%以上的合理水平，出现“经济总量大、消费拉动弱”的结构性错配。财富更多集中在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更多转化为投资和积累，而不是居民消费，长期固化了“重投资、轻消费”的思维惯性。
第二，供需结构严重失衡，需弱供强矛盾突出。从供需匹配角度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可供给产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商品）中的占比仅为70%左右，意味着国内生产的产品中有近三成无法通过国内消费消化，须依靠出口市场消化产能。数据显示，最近十年中国外贸顺差累计达7万多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巨额外汇收入并未有效回流境内、转化为国内消费和投资，一个非常直观的间接证据就是近十年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大量贸易盈余滞留境外，未形成国内有效需求，弱化了内需循环能力。
第三，银行信贷资金结构严重扭曲，疫情后资源错配问题进一步加剧。资金流向结构是观察投资消费失衡最灵敏的金融指标。疫情前五年（2015-2019年），银行对企业部门和居民家庭投放的长期信贷比例大致维持在60%∶40%，基本兼顾企业生产投资与居民消费、居民资产配置需求。但自2020年疫情以来，信贷结构发生剧烈倾斜，企业与居民长期信贷比例变为85%∶15%。大量金融资源集中流向企业部门，持续支持产能扩张、项目投资、生产供给，但居民端信贷与消费能力持续收缩。最终形成典型结构性矛盾：资金不断扩产能、消费持续托不住产能，产品滞销、库存积压、市场内卷加剧，产能过剩问题常态化，通货紧缩持续影响经济发展。
四、结构性改革破局：以居民增收为核心重塑投资消费良性循环
基于对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判断，我认为，纠正投资和消费关系扭曲、重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必须牢牢抓住增加居民收入这一核心突破口，重点聚焦农民群体和城市低收入群体，通过多维度政策创新、制度改革，系统性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夯实内需基础。
第一，将公平竞争政策真正落地，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以充分就业带动居民增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稳定居民收入的核心载体。扩大消费、改善民生，根本要靠发展民营经济。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破除各类隐性壁垒，有效稳定市场主体、扩大就业容量。通过民营经济带动充分就业，是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基础消费最有效的路径。
第二，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能够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要持续稳定房地产市场，稳预期、稳房价、稳资产，避免居民家庭资产大幅波动，稳住居民财富基本盘。同时持续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让更多居民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增加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为消费扩容提供长效支撑。
第三，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新政策工具、完善民生兜底。居民消费不足、储蓄意愿偏高，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要通过制度创新优化社保资金来源，重启将上市公司国有股票无偿划拨至国家社保基金账户，增强社保体系可持续性。重点向农村居民、退休农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倾斜，显著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完善养老、医疗、兜底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后顾之忧。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不是要不要投资、要不要消费的选择问题，而是如何纠正长期结构性扭曲、实现投资消费良性循环的问题。未来宏观调控必须跳出二元对立思维，坚持“投资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发挥基础作用”的辩证定位，以居民增收为主线，以民营经济稳就业、资本市场稳财产收入、社保改革稳民生为抓手，持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供需结构与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逐步化解产能过剩、内卷竞争与通缩压力，真正构建投资牵引消费、消费支撑投资的高质量内需循环体系。
（本文作者为香港中通社特约作者、洪略全球智库（HLC）理事长，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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