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10月1日电（记者 王少喆）2022 年底，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高才通）。这张审批速度极快的签证，就像一把钥匙，为数以万计的内地与海外菁英打开了前往香港的大门。

有人当天申请、隔天获批；有人将其视为跨越疫情与职涯瓶颈的跳板；也有人携家带口，将这座城市视为下一代成长的避风港。然而，当“获批”的兴奋褪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真实的香港：高昂的房价、全新的职场规则、教育资源的重组，以及身份认同的激荡。

香港新闻网记者采访了七位不同背景的高才持有人——从外资企业市场人、投行研究员、互联网营销与地产科技创业者，到教育企业家、出版人、投资人及科技传媒从业者。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得以看见这群“新香港人”最真实的生存图景与时代缩影。

一、为什么是香港？“进可攻，退可守”的时代跳板

对于这群高才而言，香港最核心的吸引力，在于它独一无二的“中介与桥梁地位”。

2019 年毕业于美国知名大学的 G，来港后在外资电商企业做市场工作。疫情期间，他便计划来港，高才通政策推出当天他递交了申请，第二天就顺利获批。“我家里本来就做生意，对香港很熟悉。香港对内地和海外企业来说，都是极好的桥梁。”G从工作中了解到，许多刚起步的品牌（如内地或欧美的酒类公司）想要进军东南亚，都会选择以香港为跳板和杠杆，“花小钱办大事”。目前，G在一家荷兰电商公司工作，负责联系其在浙江宁波千人规模的工厂，英语和普通话是他在工作中最常使用的工作语言。

北大毕业、任职于中资投行研究岗位的J，则是在 2022 年底办理欧洲马耳他移民时注意到了高才通。“欧洲办事效率低、流程长，移民办理也是如此，而香港的效率就高得多。我们也判断，香港是更适合我和孩子的选择，它对中国人来说是更好的跳板，能同时连接内地与世界。”更重要的是，香港身份具备极高的包容度——“它可以与内地身份、国际身份共存，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性，成为许多家庭的公约数。地产科技创业者妙子涵（Monica）与先生在 2023 年申请高才，如今已将二胎降生在香港。“香港背靠祖国、连接世界。对企业来说，香港可以作为出海试水的第一步；对家庭来说，孩子的教育有了香港、内地与海外的多重退路。”

在采访中，多名受访者也曾提到，子女教育是他们选择在中年来到香港重新开始的主要因素。香港宽松的教育环境、较高的大学入学率、对接国际的教育出口，对高才家庭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

二、职场与创业：在国际化流程与“内卷”之间重塑自我

跨过深圳河，首先迎面而来的是职场文化与商业环境的冲击。

G感受最深的是香港职场的国际化与规范化。“香港有接轨国际市场的流程，可以快速培养个人的国际化职业素养。”他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介绍，香港每年有大量的类似“世界百大酒吧评选”等国际展会，给相关行业的厂商带来了丰富的商业机会。而另一方面，内地先进的数字营销生态也在反哺香港市场。做数字媒体营销的他发现，随著高才涌入，连外国人和香港本地酒吧也开始尝试使用内地社交媒体“小红书”做推广。

从事互联网营销的妙子涵也认为，在互联网线上营销方面，内地生态相对更成熟，香港这方面的商业模式还比较初步、人才也比较稀缺。她到港后第一份工作所在的线上房屋中介公司，雇员一年间快速由20 人增加到了 70 人，去年还创造了 30 亿的销售额，成为香港细分市场的第一。

然而，并非所有行业都能无缝接轨。J坦言，自己在内地有十几年金融与七八年互联网经验，但 2023 年来港时发现，内地互联网企业在港多为办事处、无核心业务，他只能重回传统金融。“香港的高端 Bank（银行家）收入极高，但普通金融岗位的薪资与蓝领相比，其实拉不开像内地那样五倍十倍的差距，仍然不算什么高薪阶层。”他还表示，随著大量内地人才的到来，香港适合内地人才的岗位正在迅速被填充，求职和晋升都在变难。

北大毕业、曾创办“微言书店”的出版人周青丰，则在香港开启了人生的下半场。2024 年他在香港注册了出版公司，试图将中国作者推向世界。“香港的营商环境简单透明，只要遵守法规、按指引办事，就没有各种繁琐的行政干扰与低成本的恶意举报。更重要的是，香港没有盗版！”他在香港书展上发现，香港年轻读者对书籍价值的判断非常独立、尊重原创，一位大一女生的作品竟能卖出数十本，成为他们书店在书展上的“销冠”。这和内地读者更多追捧成名作家、媒体推荐的作品完全不同，让他看到了在香港移植其“前店后厂”（前店做书店、后厂做版权策划）模式的巨大潜力。

三、教育与住房：被打破的平衡与重构的生态

高才通的涌入，无疑在香港这座空间狭小、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里掀起了波栏。

“房地产的影响非常明显，”毕业于北大管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的燕园教育 CEO 施建光表示，每逢插班季，启德等内地租客集中的社区租金随之上涨一至二成。J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核心区与大学周边，内地购房者占比高达三成甚至七成。“房价与租金上涨，让香港持房中产很高兴，因为资产升值了；排公屋的基层也不受影响，但中间层的租房成本确实被推高了。”

在教育层面，高才家庭的到来则引发了结构性的震荡。

施建光的女儿刚来港时申请了十几所学校插班，最终考入Band 1B 学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努力，转入 Top 5 名校攻读 A-Level 课程。他指出：“香港本地家长其实很佛系，不一定非要去排名高的学校，宁愿孩子在普通学校名列前茅，希望孩子快乐成长；真正的压力在于插班生——主要都是内地孩子自己在头部名校里竞争。”

曾经有内地家长担心，外来的港漂孩子，可能会被香港本地同学排斥，然而，J观察到，本地人排斥的主要是那些“临近高考才来香港考 DSE”的投机行为，对于从小在港接受教育的高才子女并没有太多敌意。“因为我们也是和本地孩子一起学上来，被视为和本地一样的，本地人排斥‘投机户’，是因为希望孩子全面发展，而不是接受衡水式的应试教育。我家孩子也很争气，成绩在班上都是第一第二的水平。”

四、融入、痛点与双向流动：谁会留下来？

对于来到香港的“高才”移民来说，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是，他们是融入了香港，还是困在了自己的“港漂圈”？将来有多少人能成功留下？

白话流利的施建光和迅速适应学校的女儿很快完成了融入，女儿从完全不懂粤语，到粤语流利，只用了一年时间。G也认为：“关键在于自己愿不愿意融入、向当地人学习粤语。本地人其实非常愿意帮忙。我现在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本地和外国的都有。”

然而J则道出了另一种现实：“港漂群体可能只占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多数内地人其实还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内卷。如果不会粤语和英语，要真正‘破圈’进入香港主流社会，还需要很漫长的过程。”

与此相关，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尽管香港具备种种优势，但也并非适合所有人：

周青丰提到，高才创业在开户、报税、续签等细节上缺乏明确的清单（List），“提交之后才告诉我们，缺这个，少那个”，而且有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出应该怎么做，“因为这是新的系统”，这对于业务在外地、无法常驻香港的人士并不够友好。

北大地质系出身的投资人H 则直言香港存在不足：“香港地产商把房价炒得太高，营商成本极高，港漂来开餐馆多是夫妻店不敢请人。相比之下，日本东京成本低得多，更适合创业赚钱。”同时持有日本创业签证的 H 举例说，东京的“战略纵深”明显大于香港，距离市中心银座十五公里的上板桥房价只有两三万一平米，在东京的郊区经营“农家乐”等项目，成本可能只要香港的十分之一，香港相比起来成本过高。

另一方面，妙子涵则提到外卖不便、淘宝慢等生活细节，居住空间小，“但这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不过，另一位北大毕业、从事科技和传媒行业的高才 L 就表示，因“每年跑香港十几次维持身份成本过高且无子女教育需求”，最终选择放弃香港身份，转战深圳创业。

随著时间推移，高才通带来的效应正在显现。G发现，近期换工作时感觉合适的岗位变少了，证明内地人才内部的竞争在加剧；J则观察到，身边续签的人虽然超过一半，但很多人重心其实并未完全移过来，出现了“拿了加拿大/英国身份又来香港”或“以香港为跳板再赴海外”的双向流动。

结语

香港特区政府的“高才通”计划，本质上是一场“将经济这张饼做大”的双向奔赴。三年多过去，2026 年香港最新官方数据显示，计划累计接获超过 15.5 万宗申请，获批逾 12.6 万人，申请续签率约 54%。在最新一版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提出，将放宽指定初创科技企业经营者的续签要求，显示出政府对人才政策的积极评价。

正如周青丰所言：“我们到香港，多数不是为了抢香港人的饭碗，而是为了利用香港的平台开拓全球市场。”高才们带来了消费、租房、资本与先进的产业模式（如数字营销、线上地产科技），同时也承受著高昂的生活成本与职涯洗牌的痛苦。

有人适应了中环的快节奏与九龙塘的狭小空间，选择卖掉内地房产落户香港；有人把它当作前往日本、欧美的跳板；也有人在折腾一番后选择放弃。高才通只是一张入场券，这座城市从不保证成功，但它永远为愿意适应规则、勇于开拓的人，保留著最具张力的可能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