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0日，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画上了句号，美军全部撤出了伊拉克。伊拉克政府将这一天定为“独立日”，公共机构放假四天以示庆祝。对于一个被外国军队占领、干预长达二十余年的国家而言，称之为再独立也不为过。但是，在为伊拉克独立再造而高兴的时候，也还不得不担心未来伊拉克的安全问题，毕竟权力真空与武力碎片依然会困扰伊拉克，端看各派力量是否足够理性与成熟。
美军占领23年
美军对伊拉克的占领反覆曲折。2003年，美国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却在随后数年陷入血腥的教派冲突与叛乱泥潭。2011年美军撤出，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迫使美国于2014年重返伊拉克，领导国际联盟协助打击恐怖主义。
随著局势的稳定，美伊两国于2024年达成撤军共识，五角大楼数据显示近年来驻伊美军约2500人，主要驻扎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巴格达机场附近基地及首都“绿区”。按照协议，撤军与“亲伊朗民兵解除武装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同步推进，但后者已被推迟至明年六月。这种时间差的遗留，恰恰暴露了美军撤离后伊拉克面临的核心矛盾，也留下了担忧。
安全真空的隐忧
伊拉克安全力量是否足以独立应对威胁，是撤军后最直接的疑问。
从官方表态看，伊拉克军方展现出信心。安全信息小组负责人萨阿德·马安明确表示“不存在安全真空”，称安全部队与库尔德“佩什梅格”武装已全面戒备，并制定了提升防空能力的计划，乐观者认为伊拉克有足够的安全力量可以依靠。
但是，信心无法替代能力，现象的严密布局不一定镇得住内在结构的脆弱和地震。真正的风险来自三个方向：
第一，逊尼派极端组织的潜在复苏。 “伊斯兰国”虽在2017年被宣布军事上击败，其残余势力仍在偏远地区零星活动。更值得警惕的是，2026年已有超过5700名“伊斯兰国”囚犯从叙利亚转移至伊拉克，看守与监控这些囚犯将成为伊拉克安全机构的沉重负担。分析人士担忧，权力真空可能为极端组织提供重组空间。
第二，什叶派民兵的“国中之国”困境。 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长期在伊拉克境内活动，部分已被纳入“人民动员力量”（PMF）这一官方安全体系，但另一些仍在体制外运作。2026年2月以来，这些武装对美军设施及库尔德地区目标发动了数百次袭击。政府要求其在9月30日前解除武装，但期限已过，实际推进被推迟。伊拉克分析人士指出，亲伊朗民兵会将美军撤离视为“胜利”，并藉此谋求在安全与政治决策中更大的话语权。没有与美军撤军同步解除武装，心里的盘算存疑，到承诺的期限到达时主观意愿与客观的阻力能否落实承诺，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第三，库尔德地区的脆弱性。 库尔德自治区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公开批评撤军“可耻”，直言“威胁是真实的——我们很脆弱，我们正在遭受攻击”。在美国与伊朗冲突期间，库尔德目标曾遭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而美军防空系统的撤离使这一地区更加暴露。美国特使汤姆·巴拉克虽声称“不会抛弃任何人”，但华盛顿的承诺能否转化为实际保护，仍是未知数。库尔德地方与伊拉克中央政府之间能否保持协调与平衡也是值得关切的问题。随著时间的推移，没有美军抑制的内在矛盾能否理性地得到控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毕竟库尔德人长期存在的独立愿望与伊拉克政府全国统治之间的矛盾存在脆弱地带。
政治棋局中的暗流
伊拉克国内政治始终是一盘多方博弈的棋局。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于2025年11月选举后上台，由什叶派“协调框架”联盟提名，而该联盟中包含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政党。这意味著扎伊迪在推动“国家垄断武力”时，必须面对自身政治基础内部的张力。
扎伊迪的路线带有明显的平衡色彩。一方面，他向美国示好，承诺推动亲伊朗武装解除武装，访美期间聚焦油气合作与经济议题；另一方面，他寻求与沙特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同时表示伊拉克“不受区域阵营左右”。这种“不选边”的姿态在纸面上合理，在实践中却极其脆弱。分析人士指出，“只要区域仍处于战争状态，部分武装组织可能不会解除武装——他们和伊朗都不会同意”。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尚未结束，只要伊朗局势不明，伊拉克内部亲伊朗力量的动向就不明。
库尔德人的处境同样微妙。佩什梅格武装近期完成了统一进程，将库民党与库爱盟的部队纳入统一指挥。这一改革得到美国长期支持，但在美军撤离的背景下，统一后的库尔德武装是否具备独立防御能力，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依赖石油的经济脆弱繁荣
伊拉克经济在撤军前呈现出复杂图景。标普在2026年6月确认伊拉克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B-/B”，并解除了此前的信用观察，理由是“尽管面临地区挑战，伊拉克经济正稳步走向增强财政可持续性”。2025年伊拉克对外贸易顺差约247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
但光鲜数据之下是结构性脆弱。石油收入占政府预算收入的约90%，伊拉克绝大多数原油出口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意味著任何地区冲突的升级，无论是美国与伊朗的对抗还是其他紧张局势，都可能直接切断伊拉克的经济命脉。惠誉虽确认评级展望稳定，但穆迪已将伊拉克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世界银行的评估更为直白：伊拉克在“监管框架”方面处于最低层级，商业环境透明度不足，投资许可程序复杂。扎伊迪政府将吸引外资视为经济振兴的关键，但伊拉克仍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失灵、管理不善及严重贪腐”等根本性困境。
安定在于治理与协调
伊拉克民众对美军撤离的态度，映照出这个国家二十余年创伤的复杂性。
在摩苏尔这座曾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城市，多数受访居民欢迎撤军，但也担心撤军可能影响他们已经习惯的安全与秩序感，担心美军撤军后局面会完全失控。
更深层的担忧指向伊拉克政府本身。伊拉克社会对腐败的愤怒已积累到临界点。透明国际将伊拉克列为“高度腐败”类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显示多数伊拉克人通过“关系、非正式支付和对公共机构的脆弱信任”来体验国家。2019至2021年间，数百万伊拉克人走上街头抗议高失业率、糟糕的公共服务和外国干预，这些抗议的根源是系统性腐败与治理失灵，至今未得到根本解决。
由于物价上涨、电力短缺、服务恶化以及政治阶层与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伊拉克仍处于真正社会动荡的边缘。美军撤离带来的民族主义乐观情绪可能短暂带来欢乐与满足，但无法替代对就业、电力和清洁政府的实质性需求。
美军撤离伊拉克，对许多伊拉克人而言，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但庆祝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什叶派民兵的武装地位、逊尼派地区的安全真空、库尔德人的防御焦虑、石油依赖的脆弱性，以及民众对腐败与贫困的愤怒，这些挑战不会随著美军的离开而消失，反而可能因权力格局的重组而更加尖锐。
伊拉克政府宣称“不存在安全真空”，但真空与否，要看各种力量是否接受新的现实。更重要的在于国家能否在缺乏外部军事支柱的条件下，真正将武力垄断、政治权威与公共服务延伸到每一寸领土。上个世纪亚非拉独立运动以来，许多刚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国家，随即进入无休止的内战，在今日非洲还在不断上演。伊拉克虽然不同于这些殖民地，但是，民族、教派的脆片与现实利益分配的矛盾，始终考验一个国家能否自主运转、自我治理的能力。
伊拉克安定符合中国利益
伊拉克的稳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伊拉克是中国第三大原油进口来源国，中国则是伊拉克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原油买家。
2025年，中国与伊拉克的贸易总额达511.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72.1亿美元（空调、轮胎、汽车、手机等），中国进口339.6亿美元（几乎全为原油）。2026年，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截至2026年7月的数据显示，对伊出口累计已达65.8亿美元。
中国企业已深度嵌入油气全产业链。中国企业在伊拉克的投资几乎全部围绕能源展开，且已从单纯的油田开发延伸到装备制造、技术服务、天然气利用和人才培养。
中国石油（PetroChina）2008年即进入伊拉克战后市场，参与多个关键油田的开发运营。振华石油（ZhenHua Oil）在伊运营4个油田项目，核心资产是巴格达东南约30公里的东巴油田，这是首都周边唯一在产大型油田，日产原油8万桶。2026年9月，振华投建的东巴天然气处理装置投产，日处理能力2500万立方英尺，将伴生气转化为发电燃料，直接缓解伊拉克“气荒”。中海油服（COSL）2011年进入，带来自主研发的勘探开发技术，并与巴格达大学等开展产学研合作。中曼石油（ZPEC）2025年在巴士拉成立装备制造公司，将中国高端油气装备引入当地。
2026年8月，伊拉克水资源部与中国国企ELINC签署协议，引入卫星遥感和人工智能技术管理水资源，标志著合作开始向非能源领域试探。
伊拉克石油产量的约60%由中国公司完成提取。这意味著中国不仅是买家，更是伊拉克石油产能的实际运营者之一。在美军撤离、伊拉克安全格局重组之际，这种深度绑定给了中国独特的影响力，伊拉克的石油收入离不开中国的技术和运营。
不了解真相的人会觉得美国撤军后的混乱会导致美国信誉的下降，也得牵制美国注意力和精力，可以乐观其成，但是，看到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存在，就应该清楚，伊拉克的稳定与繁荣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出现动荡，中国应该与美国合作调停和维护伊拉克的安定，美国要为自己的信誉，中国要为自己的利益。
（本文作者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资深时事评论员。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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