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是全球經濟最富活力、文明形態最多元的區域。作為層級最高、覆蓋面最廣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APEC自誕生以來，始終在開放與封閉、一體化與陣營化、技術紅利與數字鴻溝之間尋找平衡。當下世界進入AI驅動的數字文明時代，地緣博弈加劇，“選邊站”的壓力持續衝擊亞太的合作根基。本輪APEC在中國主場舉行，圍繞“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的主線，預期形成的領導人聲明與配套文件，跳出了傳統經貿談判的單一框架，把開放貿易、產業鏈韌性、數字與人工智能治理、綠色轉型、包容發展融為一體，為動盪的亞太提供“同舟共濟”的方案。這既是APEC回歸初心，也是中國推動亞太命運共同體、對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實踐。
理解本次APEC文件，首先要跳出“單純經貿峰會”的窄化視角。APEC的經典精神，是自主自願、協商一致、非約束性的“APEC方式”，尊重各經濟體發展階段差異，不強求一刀切，這和少數國家搞陣營捆綁、排他性小圈子有著本質區別。近年亞太面臨多重考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供應鏈碎片化，AI技術快速迭代帶來治理分歧，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智能鴻溝持續拉大，氣候、糧食、能源等非傳統安全風險交織。本次配套文件與領導人聲明，核心邏輯可以概括為三層：一是守住開放底線，維護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持續推進亞太自貿區（FTAAP）長遠願景，反對“脫鉤斷鏈”，保障商品、資本、人員、數據安全有序流動；二是抓住創新主線，把人工智能、數字經濟作為亞太增長新引擎，鼓勵治理經驗互鑒、標準對接、能力共建，而不是把AI變成地緣博弈工具；三是錨定包容底色，強調不讓任何經濟體、任何群體被數字化、智能化浪潮拋下，把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能培訓、中小微企業賦能作為合作抓手，兼顧綠色低碳轉型，實現增長的可持續性。
其中，AI與數字合作是本次文件最具時代標識的部分。過去的APEC合作，更多是“硬聯通”——修路、建港、打通物流通道；之後升級為規則聯通，推進單證互認、監管協同；今天走向“智聯通”，算力、數據、算法成為區域互聯互通的新載體。文件延續了APEC數字經濟路線圖、AI倡議的已有成果，倡導各經濟體不必強求一套完全相同的AI監管模式，而是在尊重各自國情、安全訴求的前提下，尋找信任、安全、普惠的最大公約數。發達經濟體側重風險管控、技術標準，發展中經濟體更關心算力接入、人才培養、技術落地，APEC提供了一個求同存異的對話平台：不搞文明等級論，不以技術水平高低劃分國家優劣，承認不同文明、不同發展道路都可以探索適合自身的AI治理路徑。這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亞太的生動投射：文明平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拋棄二元對立、零和博弈的思維。
很多西方觀察家習慣於用大國競爭的透鏡解讀APEC，把中國的主場外交解讀為爭奪區域主導權。這種理解，恰恰誤讀了APEC文件精神與中國的貢獻。中國作為東道主，貢獻不在於單方面輸出規則，而在於搭建平台、凝聚共識、提供公共產品。第一，中國持續激活亞太互聯互通的長期議程，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RCEP落地實施、數字絲綢之路與APEC議程對接，打通“硬聯通、規則聯通、智聯通”的鏈條。從中老鐵路、中泰鐵路等實體通道，到跨境電子單證、數字貿易、跨境電商的制度對接，再到中國—東盟信息港這類數智平台，把亞太的地理相連，升級為智慧相融，讓內陸經濟體、中小經濟體獲得融入數字經濟的通道，破解“被邊緣化”的困境。
第二，中國為亞太AI治理提供中道方案，避免兩種極端：既不主張無約束放任式發展，也不認同過度管制、抑制創新。中國倡導人工智能應當造福所有人，推動AI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發展，主張彌合智能鴻溝，為亞太發展中經濟體提供數字能力建設、人才培訓、技術應用的務實合作，而不是壟斷大模型、封閉算力生態。在APEC數字和人工智能部長會議上，中方提出提升數字素養、推動普惠AI應用、支持公私部門協同，這區別於“美國重創新鬆監管、歐洲重合規強監管”的模式，為亞太多元經濟體提供第三條合作思路——發展與安全並重、創新與包容並行。
第三，中國的貢獻，是理念層面的價值貢獻，推動APEC從“經濟合作機制”升維到“共同體建構”。APEC 2040布特拉加亞願景，目標是建成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而中國提出的亞太命運共同體，進一步豐富了它的文明內涵。共同體不是單一文明同化，不是少數大國決定亞太命運，而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尊重多樣性，結伴而不結盟，對話而不對抗。這和歷史上雅爾塔體系那種強權劃分勢力範圍的邏輯完全不同。亞太經濟體裡，既有發達經濟體，也有大量全球南方經濟體，訴求差異巨大。中國的角色，是勸和促談、尋找共識，而不是拉一派打一派。在大國分歧、文明差異之間搭建緩衝地帶，讓不同道路的經濟體能夠坐在一起討論增長、安全、數字治理，這是APEC機制能夠持續運轉的關鍵，也是中國獨特的外交價值。
當然，我們也不能高估一份領導人聲明的效力。APEC文件本身不具備強制約束力，共識落地仍有重重挑戰。AI標準協調、數據跨境流動、知識產權、數字安全等議題，各方訴求差異客觀存在。陣營化思維、技術小院高牆、貿易保護主義不會因為一份聲明自動消失。亞太共同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個持續實踐的過程。文件的價值，在於確立區域合作的“方向共識”，形成一種集體的政治自覺：亞太的繁榮，根植於開放；亞太的未來，離不開合作；AI等新技術，應當成為凝聚的紐帶，而不是分裂的藉口。
放在更大的文明視野看，APEC的實踐，也是亞太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深圳改革開放的實踐、大灣區建設告訴我們，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處，更可以相互成就；亞太的實踐告訴我們，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的經濟體，可以在同一個區域框架下互利共生。AI時代的文明博弈，最終不是技術誰更強的比拼，而是誰能夠提供更包容、更普惠的全球治理方案。APEC的共識，正是拒絕“技術霸權”“文明等級”，拒絕新冷戰式的陣營割裂。
中國的貢獻，從來不是追求“一家主導亞太”，而是推動亞太走出一條區別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區域合作道路：以開放對沖封閉，以包容化解對立，以務實合作代替地緣對抗。APEC的聲明與文件，記錄的正是這一集體選擇。當太平洋兩岸的經濟體共同選擇同舟共濟，亞太就能夠繼續成為世界穩定之錨、增長之源。而中國，將繼續以自身現代化實踐，聯通亞太、聯通世界，推動亞太命運共同體匯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進程，讓技術進步、文明互鑒，惠及亞太每一個普通人。
（本文作者系香港新聞網特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中國貿促會專家，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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