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9日清晨，香港啟德機場，12架飛機相繼起飛。它們預先向塔台申報了飛往海口、重慶、桂林等地的航線，脫離塔台管制視線後卻掉頭向北，分別飛向北京與天津。同一天，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兩家企業的2000餘名在港員工同步宣布起義，宣布脫離國民黨政權管轄，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

破曉前的啟德機場

1948年底至1949年，隨著局勢逆轉，原以上海為總部的中國航空公司（簡稱中航）與中央航空公司（簡稱央航）陸續將主要業務、機隊與總部機構遷移至香港。兩航當時合計擁有八十餘架飛機，是國民黨政權核心的空中運輸力量，其去向對時局影響至關重要。國民黨當局曾強令兩航整體遷往台灣，但兩航高層最終選擇留在香港。

爭取兩航起義的行動在周恩來的直接決策下展開。中共華東局向中央軍委提交相關報告後，1949年6月，周恩來正式作出策動兩航起義的部署，並通過地下黨員與兩航高層建立秘密聯繫。經過數月的縝密籌劃，起義核心小組逐步掌握了中航與央航的運行、飛行、維修等主要部門的主導權，起義條件日趨成熟。

12架飛機與2000人的抉擇

11月9日拂曉前，12架參與起義的飛機已靜靜停靠在啟德機場停機坪。中航與央航數名高層親自擔任現場指揮，機組人員與隨行人員按預定方案順利完成起飛手續，陸續登上飛機。清晨6時許，機群按計劃陸續起飛。

這12架飛機包括：1架康維爾240客機、3架C-46運輸機與8架C-47運輸機（其中中航10架、央航2架）。由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央航總經理陳卓林搭乘領隊機直飛北京，其餘11架由飛行員陳達禮帶隊，飛往天津張貴莊機場。同日，劉敬宜、陳卓林在香港聯名發出起義通電，兩航在港2000多名員工簽名宣言。

起義全程伴隨著風險。飛機起飛後需冒著被國民黨空軍攔截的危險，且在缺乏地面導航、通信與氣象保障的條件下，機組依靠飛行經驗與地標辨認完成這趟艱難的長途北飛。最終，這12架飛機均安全降落，起義宣告成功。

起義後，毛澤東致電劉敬宜、陳卓林及兩航全體起義員工，讚揚他們“毅然脫離國民黨反動殘餘，投入人民祖國懷抱，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愛國舉動”。11月15日，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並宴請北飛人員時，評價兩航起義是“具有無限前途的中國人民民航事業的起點”。

起義之後：香港的“護產鬥爭”

當天順利北飛的飛機有12架，但兩航留在香港的飛機則多達71架，另有大量航空器材、維修廠房與流動資金。這些龐大的資產，在此後數年間成為各方角力的焦點，也拉開了一場長達三年的“護產鬥爭”。

起義後，港英政府以“產權歸屬存在爭議”為由，凍結了兩航在港的資金與資產，導致留港的起義員工一度連基本工資都無法發放。中央人民政府隨即緊急調撥匯入600萬港幣支援，幫助員工度過最困難的階段。與此同時，留港員工與愛國工會自發組織起來，日夜守護廠房與器材，防範破壞。

更大的危機在于飛機的歸屬。台灣當局在起義後，倉促將停泊在啟德機場的71架飛機產權，轉售給原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在美國成立的“民航空運公司”。該公司隨即向香港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接管這批飛機。這場官司不僅是法律糾紛，其背後更是國共內戰的延續，並牽扯到中美英之間複雜的外交角力。

訴訟過程一波三折。香港最高法院最初曾判決兩航員工一方勝訴，認定台灣當局的轉售不合法；但陳納德方面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後，案件被發回重審。在漫長的訴訟及外交角力期間，起義員工並未坐以待斃，他們設法將約1.5萬箱航空器材、3600桶汽油及大量維修設備，分批秘密搶運回內地。

然而，最終於1952年10月8日，香港最高法院改判“民航空運公司”勝訴，這批留港飛機隨後被美方拖走。

這樁因冷戰格局而擱置的歷史公案，直到三十多年後才迎來最終解決。1987年，中英兩國政府達成協議，中方不再追究對前中航、央航的資產要求等四項歷史遺留問題；作為交換，英國政府同意向中方支付380萬美元。 這場跨越數十年的護產鬥爭，至此畫上了歷史性的句號。

這場隱蔽的“護產鬥爭”保住了新中國民航事業的元氣。起義歸來的12架飛機，與兩航員工後來修復的國民黨遺留在祖國大陸的17架飛機，共同構成了新中國民航初期的機隊主體；而搶運回內地的器材設備，也成為新中國民航維修體系起步階段的核心物資來源。

從啟德機場那個破曉時分的起飛開始，香港不僅見證了一次改變航向的歷史性抉擇，也在此後數年間，成為新中國民航事業起步階段物資與人才的重要中轉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