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0月29日電（記者 崔雋）2026年，全球多座大都市的街頭都被一種極度相似的焦灼與憤怒所籠罩。

在法國巴黎與里昂，大量Z世代抗議者高舉《海賊王》的草帽海賊旗，用動漫中反抗壓迫、追求自由的符號來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成千上萬的年輕抗議者高呼口號，向總理府、內政部以及多棟政府大樓投擲石塊、煙花和汽油彈；在印度新德里與比哈爾邦，精通社交媒體的印度年輕人採取了即興戰術和“快閃”集會，許多學生和青年在遊行時戴著蟑螂面具，通過政治諷刺小遊戲來調動支持者。

近期多點並發的抗議浪潮，並非彼此隔絕的局部政治陣痛，而是一場跨越地緣、社會制度與經濟體量的全球性青年反叛。從老牌歐洲福利國家到南亞新興經濟體，Z世代（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出生群體）頻頻走上街頭，揭開了不同國家的相似社會裂痕。

從“蟑螂”到“Z世代站出來”

這場蔓延全球的青年浪潮，在不同國家展現出互為映照的現實圖景。

法國的抗議活動最先發生在巴黎東南部的克雷泰伊市的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高中。今年9月，該校教師就曾因抗議裁員和削減經費而宣佈罷工，學生們也隨後加入了抗議活動。到了10月，這場抗議迅速演變為全法40多座城市的社會大動盪。法蘭西年輕人的憤怒，也已從對教育政策不滿溢出為對高生活成本、惡劣公共服務及馬克龍政府緊縮政策的全面討伐。

最初在和平氛圍內舉行的抗議活動，後續在很多城市演變成了暴力事件。商店遭到搶劫，有人縱火焚燒汽車和垃圾桶。利摩日市建於1883年的市政廳被人縱火燒燬。官方數據顯示，全法累計被捕人數逾千人，並造成大量執法人員受傷。

抗議浪潮很快蔓延到歐洲其他國家。奧地利的大學生們也舉行了抗議活動。10月13日，大約六千名大學生和教職員工走上街頭，抗議當局削減大學教育經費的計劃。抗議者警告說，削減經費將導致教室更加擁擠，教員更加短缺，教育更加不平等，科研和校舍建設的投入也會進一步減少。

眼下的德國也處於一種暴風雨來臨前的極度緊張狀態，全德警方和政界嚴陣以待。一個名為“Gen Z steht auf”（Z世代站出來）的青年倡議組織發起全國動員，抗議政府的緊縮政策、破敗的學校教育環境、飆升的生活成本，並強烈反對政府計劃重啟的軍事徵兵制度。抗議組織正式定於10月31日萬聖節在全德23個城市同步引爆大遊行。目前官方預計全德將有超過13萬人上街，其中斯圖加特和埃爾福特等地的預計集會人數均超過萬人。

跨越洲界，在南亞次大陸，今年5月，印度首席大法官把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稱作“蟑螂”，激起印度Z世代怒火，並促使他們成立“蟑螂人民黨”，此後的NEET醫科入學考試試題洩漏事件則成為街頭抗議運動的直接導火索。如今時隔近半年，“蟑螂運動”再度風起雲湧——抗議者指控印度選舉委員會在修訂選民名冊過程中存在偏見，導致約1.3億人的投票權受損，要求首席選舉專員賈內什·庫馬爾（Gyanesh Kumar）辭職。

值得注意的是，與父輩依賴工會或政黨發動的社會運動不同，近年來青年抗議展現出高度鮮明的數字時代新特徵。

實際上，年輕人利用科技進行群眾運動並非新鮮事。2010 年代的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運動就大量使用了Twitter。如今，不同之處在於技術的變革，流動電話、社交媒體、即時通訊應用以及人工智能的廣泛使用，使號召和聚集更加容易。“這就是（Z世代）成長的環境，這就是他們的交流方式……這一代人的組織方式是這種交流方式的自然體現，”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蒂文·費爾德斯坦對BBC說。

這種去中心化的“無頭蜂群”組織，也令依賴領頭人、組織者的傳統警察體系與安全機構陷入無措狀態。

此外，科技也推動了示威過程中亞文化符號的傳播和跨國共鳴。在法國、印尼、尼泊爾等國的示威現場，抗議者廣泛使用《海賊王》的草帽旗幟或流行文化梗圖作為共同標識。這種亞文化符號跨越了語言與地理障礙，將各地孤立的青年表達連接並放大。

當階級不平等與世代不平等雙重爆發

當青年普遍懷有強烈的不確定感，任何隨機的具體事件都可能成為引爆積怨的火花。反對教育不公、抨擊政治腐敗、對就業、住房和分配制度困境感到憤懣……CNN報道形容，這些抗議運動像是黑洞一樣，吸收了人們對生活的各式不滿，Z世代青年害怕自己無法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機會，這種對現狀的挫折感，在這次的抗爭潮中一次性爆發。

《歐洲通訊》總編輯芬特爾曼（Julius Fintelmann）指出，這些抗議活動“反映出一種挫折感，人們認為政府無法為下一代帶來實質改變與希望。”

具體到教育層面，過去教育帶動階級跨越的承諾正在破滅。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青年高學歷者的過度匹配與高失業率創下新高。Z世代從小被灌輸“教育改變命運”，但當他們進入社會時，發現高薪崗位已被嚴重擠壓。此外，當“人人都有大學文憑”時，學歷的保值功能失效，歐美精英階層利用高昂的隱性成本重新鎖死了上升通道。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多項社會學研究發現，即使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拼盡全力考入了牛津、劍橋等頂尖名校，並在畢業後順利進入了金融、法律等高薪行業，他們職業中期的薪酬仍普遍比那些同樣學歷、但來自精英家庭的同行低16%左右。

這種差距被稱為“文化資本壁壘”。精英家庭的孩子能提供更符合上層社會的談吐、穿衣風格、人脈圈層，普通家庭孩子即便拿到了高學歷，也常常卡在行業中層的“玻璃天花板”前。

在財政與制度傾斜方面，年輕人正在承受多重代際擠壓。尤其在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各國公共財政優先保障老年人的養老金與債務利息，而面向青年的公共住房、教育補貼與創投扶持遭到大幅裁減。年輕人被迫承擔極高的稅負與生活成本，卻幾乎看不到未來自己能享有同等社會保障的前景。

據路透社報道，根據法國政府發布的一份審計報告，法國教育部的預算中，有高達32%實際上根本沒有用於學生，而是直接被撥去支付已退休教職員工的養老金開支。這意味著年輕一代的教育資源在宏觀層面上被大幅稀釋。

在法國政府推進財政緊縮、試圖縮減赤字的過程中，面向青年群體的住房、創投和學徒就業補貼也首當其衝，遭到全面收緊。法國標誌性的“個人住房補助”（APL）是無數在法留學生和低收入青年支付房租的命脈。然而，為了填補財政赤字，法國政府通過法令取消了非歐盟且沒有獲得國家獎學金學生的APL住房補貼。這一舉措將數十萬跨國青年學生和低收入群體直接推向了市場化高房租的財務深淵。

對於洶湧的青年抗議浪潮，布里斯託大學國際公共政策高級講師奧斯卡·伯格倫德（Oscar Berglund）在半島電視台撰文指出，這本質上是階級不平等與世代不平等的雙重爆發。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寬鬆政策推高了房屋與股票等資產價格，使得擁有資產的老年群體財富暴增；而對於完全依靠勞動獲取收入的Z世代而言，實際工資長期停滯，陷入了“越奮鬥越貧窮”的代際陷阱。

他們改變世界了嗎？

先前印度的“蟑螂運動”已迫使教育部長普拉丹7月辭職，政府隨後設立考試改革工作組，並提交加重洩題處罰的法案。法國政府承認學生提出的部分問題，承諾回應師資、校舍和升學平台等訴求，卻同時受制於緊縮預算、分裂議會和金融市場。France 24分析師菲利普·博蘭德稱之為政府的“十字路口”：讓步需要錢，但強硬又可能擴大與民眾的疏離。

政府的確在不同程度上回應青年的訴求。不過，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東南亞和南亞高級研究員約書亞·庫蘭茨克表示，沒有領導、由社交媒體主導的運動很少能在現實中推動真正具體的變革。類似的運動可能“缺乏將抗議訴求轉化為立法優先事項、找到進入政府和管理治理的途徑以及發揮領導作用的明確戰略”。

他指出，Z世代可以通過促進公民社會團體、政黨和機構之間的合作，發揮更大的政治影響力。

一個例子是，2020年，泰國爆發了由Z世代和青年學生主導的大規模反政府和呼籲改革的示威遊行。這批年輕的進步派政治領袖並沒有讓運動止步於街頭，而是積極與傳統的民間社團、法律援助組織合作，並進一步組建或重組了新型的進步政黨（如前進黨，後改組為人民黨），在泰國政治版圖中取得一席之地。

2026年也是多國選舉年，還有專家表示，Z世代可能會在選票上留下深刻的印記，他們提出的解決腐敗、不平等和政治不滿等訴求，將成為未來政府更迭的核心議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