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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守堃: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 以“通”立信,以“合”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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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17:10
稿件來源:香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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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前海國際會議中心出席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發表題為《堅定信心,勇毅前行 共創亞太光明未來》的主旨演講。演講指出,亞太地區匯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灣區,灣區經濟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協同性、外溢性;中方支持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深化各灣區交流互動,探索亞太經濟合作新路徑。

這一宣示的分量,不止於外交場合的一句表態。它把“灣區”由一個區域概念,提升為亞太合作的組織單元,也把各灣區之間原本零散、偶發的往來,引向一種可持續的機制安排。放眼全球,粵港澳、東京、紐約、舊金山四大灣區各擅勝場,卻長期缺少一個常設的合作接口。本人認為,理解這一倡議,關鍵在於看清一件事:灣區經濟的興與衰,從來由“通”與“不通”決定。

一、灣區之興,源於“通”而非“隔”

灣區之所以成其為灣區,不在於地圖上畫出的那一片水域,而在於要素在其間持續流動。港口是通道,產業是分工,人才與技術是遷徙與集聚:一部灣區發展史,本質上是一部跨邊界合作史。東京灣區以臨港產業與全球供應鏈咬合成形,紐約灣區以國際金融與專業服務集聚見長,舊金山灣區以科技與資本的雙向流動立身,粵港澳大灣區則以“一國兩制”下的三地協同著稱。四大灣區路徑各異,共同點卻很明確:開放帶來分工,分工產生協同,協同又把收益外溢到更廣闊的腹地。

演講歸納的“開放性、協同性、外溢性”,正是這一邏輯的抽象表達。反過來說,任何以壁壘維持優勢的設想,長期都會削弱灣區自身的活力:要素不再流入,分工無從深化,外溢亦會變成單向的索取。四大灣區稟賦互補、各有短長,惟彼此之間制度性的往來仍偏薄弱,比較優勢遠未轉化為共同收益。中方倡議成立聯盟,其意義正在於為“通”提供一個可以長期運轉的載體。

二、從“交流”到“機制”:聯盟補的是制度短板

目前全球四大灣區之間的互動,多數仍停留於個案化、項目化和論壇化的層面。一次簽約、一場會議、一個課題,可以帶來成果,卻難以累積;人事更替、週期起落,往來便隨之鬆散。交流若不能沉澱為機制,就只能是禮節性的往來。

中方倡議的聯盟,指向四個具體領域:貿易投資、產業協同、科技創新、規則銜接。四者之中,前三者是“事”,後一者是“制”。把開放性、協同性、外溢性由“特點”轉化為常態化、機制化的合作成果,是這一倡議最實在的價值:它並非另起一套體系,而是為四大灣區既有的雙邊、多邊往來補上一個常設接口,使合作不因一時一事而中斷。東京的先進製造、紐約的金融與專業服務、舊金山的科技創新,與粵港澳的制度接口和產業腹地,正可在同一平台上互為所用。

三、粵港澳大灣區: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對接能力

粵港澳大灣區是此次演講明確提及的灣區,也是國家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一國兩制”是制度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區位優勢,兩者疊加,使大灣區同時具備對接內地市場與國際規則的雙重接口。與紐約灣區的金融樞紐功能相比,香港所長不在規模,而在既能對接國際規則、又能銜接內地市場的雙重身份;與東京、舊金山相比,大灣區所長則在製造腹地與創科資源可以同時具備。這樣的條件,世界上並不多見。

但區位優勢不會自動變成合作成果。本人一向認為,大灣區在聯盟中的角色,不是去爭一個“話語權”的位置,而是提供可被各方使用的規則與標準產品。以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標準互通為抓手,深化與全球主要灣區的對話合作,把開放優勢轉化為務實成果,這條路走得通。近年本人所在智庫聚焦灣區規則對接、跨境科創協同、綠色金融標準互認等議題,已與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多家研究機構建立聯繫;下一步要做的,是把這些點狀聯繫做實為可持續的共同研究與標準共建,並逐步延伸至更多灣區,形成覆蓋四大灣區的研究網絡。

四、結語:以“通”立信,以“合”致遠

灣區經濟因開放而興、因協同而強。聯盟能否真正落地,考驗的不是宣言的力度,而是各方是否願意把“互利”寫進制度、把承諾變成可以查驗的安排。對粵港澳大灣區而言,這既是機遇,也是責任:機遇在於多了一個常設的合作平台,責任在於必須先把自身的規則銜接與標準互認做到可被信任。把這件事做實,亞太合作的“新路徑”才不致停留在紙面之上,四大灣區的比較優勢也才能真正匯成亞太共同繁榮的現實動力。

(本文作者為為中國僑聯委員、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智庫主席)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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