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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觀察:APEC窗口下,大灣區如何把握機遇、留下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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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09:41
稿件來源:香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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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網11月18日電(記者 崔雋)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17日在深圳前海國際會議中心開幕。根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公布的最新議程,峰會首日設置歡迎致辭、工商對話及7場專題研討等環節,議題涵蓋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轉型等熱點領域。值得注意的是,峰會還專門設置了“粵港澳大灣區與亞太發展機遇”專題研討。

把大灣區放進亞太經濟版圖,它今天的角色應該如何定義?在亞太經濟中,大灣區自身能獲得哪些機遇,又能為其他經濟體提供什麼?借APEC窗口,灣區融合可以在哪些環節取得突破?大灣區的規則銜接經驗,對APEC推動亞太互聯互通是否具有啟示意義?最後,當峰會閉幕,又會有哪些“APEC紅利”能真正沉澱下來?

11月15日晚,深圳市民中心夜幕下上演璀璨燈光秀。香港中通社圖片。

亞太版圖中的獨特角色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助理院長嚴興對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分析,在亞太城市群的坐標中,東京灣是成熟都市群的存量優化,強在總部經濟與高端服務,但增長已趨平穩;首爾都市圈是典型的首都單核集聚,人口與經濟高度集中於首都圈——兩者均為單一制度下的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則不同,三種貨幣、三套法律體系裝進同一個灣區,既有香港的金融、深圳的科創,又有廣佛莞的製造腹地。

“這種制度安排在世界主要灣區中獨一無二,催生出獨特的縱深與彈性。”他判斷,大灣區未來的角色應是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科技創新的高地。

圍繞加快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嚴興認為,APEC可以發揮三方面作用。一是內部連接。APEC增強各成員之間的經貿聯繫,亞太本身就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聯繫越緊密,地區經貿水平越高。

二是對外示範。藉助主辦方身份,大灣區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的進程能獲得更高的國際能見度,在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逆流之下,向世界傳遞開放合作的明確信號。

三是促進自身建設。每一次承辦高規格國際會議,都會給區域城市更新、人才引進、商貿發展帶來新活力,深圳及周邊城市借籌備之機推進的口岸升級、交通優化,會後都將沉澱為市民可感的長期福利。

機遇是雙向的:大灣區能供給什麼,又需要些什麼

大灣區能為APEC貢獻什麼?嚴興從供需兩端和科創維度給出答案:供給側,大灣區能夠生產高品質、高性價比的產品,並逐步提供高水平的專業服務,為全球供應鏈注入強心針;需求側,近8700萬人口、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的市場體量,將長期吸引全球企業;科創維度,“研發在灣區、量產在全球”的轉化鏈條在亞太位居前列。

更深一層看,全球部分地區近年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色彩漸濃,“友岸外包”“小院高牆”等做法持續顯現。嚴興指出,相比之下,大灣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中央賦予其“一點兩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引領地——的戰略定位,與APEC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實現亞太共同繁榮的目標高度契合,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來自大灣區的實踐支撐。

本屆工商峰會主題為“共促繁榮,共贏未來”,大灣區的發展模式本身就是綠色發展、包容性增長、科技創新的樣本。“深圳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大灣區的綠色金融、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的制度型開放平台,都是現成的素材,出門就能看見實物。”嚴興說。

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於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舉行。多家外國媒體持續關注此次盛會。香港中通社圖片。

對於亞太經濟體而言,大灣區充滿機遇。嚴興列舉,東盟所需的是產業配套與技術外溢,大灣區恰好能夠供給,“研發在灣區、製造在東盟”的分工正漸成形;日韓所長的是核心技術,所求的是應用場景與市場縱深;拉美所富的是資源稟賦,所缺的是轉化終端——智利、秘魯的銅鋰資源、巴西的農產品,都需要大灣區這樣的消費和轉化終端。

反過來,這也是大灣區自身的機遇。在國內經濟承壓、內需不足的背景下,有序引導大灣區企業在東盟布局產能合作園區、在拉美建設資源與市場節點,正是落實“雙循環”戰略的重要一環;而東盟的市場、日韓的技術、美洲的資源,也正是大灣區產業升級所需的要素。“各方對大灣區的期待與大灣區自身發展是互利共贏的。”嚴興說。

借APEC窗口,大灣區融合在三處求突破

APEC不僅是展示舞台,更是大灣區自身融合的推進器。嚴興認為,借這一窗口可在三個層面求突破。

一是內部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突破:跨境理財通、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專業資格互認等已有安排,可借主場外交的窗口期集中推進,成熟一項、落地一項。二是對標國際高標準規則的突破:依託前海、橫琴、南沙、河套等平台,開展國際規則與國內規則的試點融合,為對接CPTPP、DEPA等高標準協定積累先行經驗。三是互聯互通軟硬件的突破:圍繞口岸通關、跨境數據流動、檢測認證互認持續發力,讓“一小時生活圈”從地理概念變成規則現實。

圖為深南大道“APEC CHINA 2026”巨型花壇。香港中通社圖片。

與此同時,大灣區的規則銜接經驗,也可反哺APEC,尤其是“一國兩制”本身即對亞太互聯互通有借鑒價值。

嚴興認為,互聯互通最難的不是修路架橋,而是規則相通、要素流動。大灣區經驗的核心是兩條:一是堅持互惠互利、包容性發展的原則,以非約束性共識降低協調成本;二是“一事一策、成熟一項、推廣一項”的漸進路徑,用小切口積累互信。“當然,灣區經驗未必在所有經濟體普適,但‘軟聯通先行’的次序安排與APEC協商一致的方式高度契合,具有實實在在的參考價值。”

“APEC紅利”的成色

嚴興認為,峰會閉幕後能留下的“APEC紅利”,至少有三層。

一是渠道與機制紅利:峰會期間建立的政商網絡、議題工作組和對接平台不應隨會議散場,應機制化運轉下去。二是經驗與轉化紅利:交流中接觸的國際先進經驗、技術與模式,應在大灣區有條件的平台上先行先試,在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基礎上逐步推廣,轉化為增強區域綜合競爭力的實際能力。三是城市能級紅利:會議帶動的機場、口岸、會展設施和城市品牌,將轉化為人才、資本、遊客的持續流入,以及企業和人員往來的長期便利。

“這些沉澱下來的制度、設施與聲譽,才是‘APEC紅利’的真正成色。”嚴興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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