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合組織（APEC）於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亞堪培拉的首屆部長級會議上成立。其時冷戰趨緩，經濟全球化與區域集團化漸成潮流，亞太地區經濟快速崛起，各方亟需一個協調合作的平台。1991年《漢城宣言》確立“相互依存、共同利益”的宗旨，中國以主權國家身份、中國香港以地區經濟體名義同時加入。三十多年間，APEC已成為亞太地區層級最高、領域最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合作機制：21個經濟體人口約30億，合計佔全球生產總值逾六成。2020年《2040年布特拉加亞願景》提出建設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2026年中國第三次擔任東道主，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確立“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11月18日至19日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

有意義的是，“中國年”的會議版圖高度集中於粵港澳大灣區：去年底非正式高官會在深圳拉開序幕，今年2月首次高官會在廣州舉行，旅遊部長級會議落戶澳門，10月財長會在香港召開，11月領導人峰會回到深圳。大灣區首次整體承辦如此高規格的區域合作盛會，等於把國家主場外交的“主軸線”鋪在伶仃洋兩岸。新皇崗口岸為APEC商務卡持有人開通“一分鐘通關”禮遇通道，前海設立促進APEC數據跨境流動合作中國中心，規則銜接與要素流動的“軟聯通”正在被檢驗、被推廣。大灣區既是中國開放的樣板，也為亞太合作提供可複製的“中國經驗”。

10月20日至21日，第33屆APEC財長會首次落戶香港，由國家財政部主辦、特區政府承辦，21個經濟體財長及代表與國際組織負責人與會，聚焦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因地制宜促進普惠金融、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四大議題，並為深圳峰會積累財金成果。這場會議的分量，不妨從三個層面來讀。

第一層，是國家對香港的信任與託付。財長會是APEC架構中權重極高的專業部長級會議，事關宏觀政策協調、財政可持續性與區域財金治理，歷來只在成員經濟體的核心城市輪流落腳。國家把它安排在香江之畔，不是隨意的地理選擇，而是“中國年”整體布局中的關鍵一子：國家需要一個既能講清楚中國發展邏輯、又熟稔國際規則與市場語言的窗口，香港正是這個窗口的最佳人選。把這樣的任務交給香港，本身就是中央對其地位與能力最直接的肯定。

第二層，是“一國兩制”優勢的一次公開驗證。香港自1991年以地區經濟體身份參與APEC事務，外貿總值約87%來自APEC經濟體，《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穩居全球第三、亞太第一，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已超越瑞士。這些數字寫在報告裡是統計，落在與會者眼前則是體驗——法治的確定性、資本市場的深度、專業服務的密度，以及“一國”之內與國際之間雙向切換的能力。三天會期下來，各經濟體對香港“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定位會有更具象的認識：它不只是國家開放的門戶，更是區域合作的樞紐；不只承接議程，也在共同塑造議程。

第三層，是會議紅利向發展動能的轉化。本屆聚焦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因地制宜促進普惠金融、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四大議題，幾乎逐項對上香港的綠色金融、數字金融、資產及財富管理與人才培育所長，也與特區首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鞏固“四中心、一高地”、以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深化大灣區融合的部署同向而行。會期之外，盛事經濟的帶動、招商引資的契機、高端人才的集聚，都會把制度優勢一點一滴轉化為項目、投資與就業。

盛會終有落幕時，但留下的應是更長遠的機制與信任。作為立法會議員，我期待特區政府與各界把會議成果轉化為可跟進的項目、可量化的指標，讓世界在香江看見一個穩定、開放、充滿機遇的香港，也讓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擔當更重的責任。

（本文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工商事務發言人、城市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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