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葉思苑：高科技製造業優先還是消費促進優先？——辨析“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編者按：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正在召開，包括海外媒體在內的各方在通過會議觀察中國未來發展走向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種意見，認為中國需要從目前的大力發展高科技製造業，更多轉向促進內需和消費，改變經濟中“供強需弱”的局面。對於這一看法，香港新聞網邀請了經濟專家進行解讀，這是其中的第二篇。 當前全國兩會正在進行，“十五五”開局之年的政策取向，正處在一個內外環境高度交織的歷史節點上。圍繞中國經濟應當“優先發展高科技製造業”還是“集中力量促進消費”，社會上出現了一種看似直觀、實則簡化的二選一討論邏輯，認為在資源約束條件下必須有所取捨。然而，從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外部競爭格局以及宏觀政策的整體設計來看，這種判斷忽略了經濟轉型的動態性與系統性，是對中國經濟運行邏輯的誤讀。 從外部環境看，全球科技競爭的烈度正在顯著上升。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不斷強化技術出口管制、推動產業鏈“去風險化”“本土化”的背景下，中國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面臨的約束呈現出長期性和結構性特征。從先進制程芯片設備、EDA 工業軟件，到高端材料、精密製造和核心零部件，一系列關鍵環節仍存在現實差距。 國際產業分工的歷史經驗表明，一旦技術制高點被少數國家牢牢掌控，後來者的追趕成本將呈指數級上升。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加速推進，人工智能、大模型訓練、先進算力基礎設施、新能源與儲能體系、商業航天、生物製造等領域快速演進，正處在“路徑尚未完全固化”的窗口期。如果在這一階段缺位，未來高附加值環節被鎖定的風險將顯著上升。
中國山東省煙台市某港口，大量中國汽車正在等候出口發運。新華社資料圖 基於此，“超常規科技攻關”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產業升級，而是關乎經濟安全和國家競爭力的系統工程。高科技製造業的突破，將直接影響全要素生產率（TFP）水平、中長期工資增長空間、出口結構與貿易條件，并最終關係到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吸引力和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因此，在外部壓力持續加大的現實條件下，發展高科技製造業并非可選項，而是必須正面應對的戰略必選項。 中國經濟內部也面臨不容忽視的現實約束。近幾年房地產深度調整帶來的財富效應收縮，使居民資產負債表修複進程放緩；地方財政承壓，就業結構在轉型過程中出現階段性摩擦；叠加外部不確定性上升，居民預期趨於謹慎，消費修複節奏偏慢。部分服務業和耐用品消費彈性不足，反映的并非單純的消費意願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收入、就業和預期問題。 從宏觀層面看，消費的本質并不是“願不願意花錢”，而是居民是否具備持續消費的能力和信心。這取決於收入增長預期是否穩定、就業機會是否充分、社會保障體系能否有效降低未來不確定性，以及資產價格和宏觀預期是否保持相對平穩。如果需求端修複緩慢，即便供給側科技突破不斷加快，也可能出現產能釋放與市場吸納能力之間的結構性錯位，進而影響企業利潤、投資意願和創新可持續性。正因如此，中央反複強調“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投資於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其核心邏輯并非短期刺激，而是為科技成果的規模化應用和商業化轉化夯實需求基礎。 進一步看，科技與消費并非彼此對立，而是經濟循環中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兩個關鍵環節。科技進步通過提升生產率和產業附加值，推動企業利潤改善和工資水平提高，為居民收入增長提供根本支撐；而居民收入提升後形成的消費擴張，又反過來擴大市場規模、改善企業現金流，增強企業持續投入研發和創新的能力，從而形成“科技—收入—消費—再創新”的正向反饋閉環。缺乏科技支撐的消費擴張，容易陷入低附加值循環；而缺乏消費承接的科技突破，則可能停留在實驗室和中小規模應用階段，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全球經濟史上，多數成功的工業化和技術躍遷案例，恰恰是在技術優勢與國內大市場相互強化的過程中實現的。例如，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瑞典在工業化過程中形成了典型的“技術—市場互動式”發展路徑。鐵路建設、電氣化和城市基礎設施擴張帶來了穩定的國內工業需求，為本土企業提供了技術應用與迭代的市場環境。通信設備企業Ericsson、軸承製造商SKF以及電力設備公司ASEA在這一過程中迅速成長，例如SKF通過為鐵路和機械工業提供軸承不斷提升產品精度與耐用性。隨著技術逐漸成熟并形成競爭優勢，這些企業進一步進入國際市場，使瑞典依託高技術工業品出口長期保持較高收入水平。 從時間維度看，高科技製造業與消費修複本就承擔著不同但互補的功能。前者主要解決未來十年至二十年的國際競爭力問題，決定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長期位置；後者則更多回應當下經濟循環是否順暢、就業是否穩定、社會預期是否可控。真正成熟的發展戰略，并非在二者之間做靜態取捨，而是在不同階段、不同側重點下動態調整資源配置，實現長期目標與短期穩定的統一。 在全球科技競爭加劇和國內結構轉型叠加的背景下，中國經濟更可能形成一種“科技為引擎、消費為基礎、改革為保障”的三位一體發展格局。只要就業基本盤穩住、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科技創新帶來的生產率提升終將轉化為更高質量的消費升級；而強大的國內市場規模，又將為科技企業提供持續迭代和規模擴張的空間。 由此觀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題，本質上是一種靜態資源配置視角，而中國當下面臨的，是一場以結構重構和動能轉換為核心的系統性轉型。“十五五”真正的挑戰，不在於選擇科技還是消費，而在於通過制度設計和政策協同，把二者納入同一條可持續的增長曲線之中。 （本文作者為經濟與地緣政治學者，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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