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日圍繞“台灣有事”的外交風波扔在持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再度對中國發出一系列放言，包括稱所謂的“脅迫”加劇，要求中國做“負責任國家”，還反復強調要與中國建立所謂“互惠關係”等。這些言論，應如何看待，香港新聞網邀請日本問題學者郭麗撰稿分析，全文如下：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選舉大勝後，其第二屆內閣的對華政策言論呈現出明顯的“雙重叙事”。一方面，強調對華關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在安全與涉台問題上不斷挑戰中國底線。2月24日，中國商務部依法宣布對日本40家涉及兩用物項的實體企業加強出口管制與合規審查，這被廣泛視為對日方錯誤行徑的必要反制。

要理解這一系列事件的深層邏輯，必須回到中日關係的政治原點——構成兩國關係基石的四個政治文件，特別是其中關於台灣問題的莊嚴承諾，并以事實為依據，對高市的相關言論進行客觀分析。

一、高市早苗涉華言論實錄：口頭“戰略互惠”與行動“安全威脅”的悖論

自2026年2月連任以來，高市早苗在公開場合多次就中日關係發表言論，其核心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 施政方針演說中的“建設性”表態（2026年2月20日）

在國會發表的施政方針演說中，高市早苗談及中國時表示：“對於中國，高市內閣的一貫方針是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構建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正因為中國是重要鄰國，且存在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與課題，我們將持續保持溝通，從國家利益出發，冷靜且妥善地加以應對。”

2. 同步渲染“中國威脅”與安保擴張

然而，在同一演說中，她卻將中國塑造為地區安全的“威脅源”。她宣稱：“中國在東海、南海通過實力或威壓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不斷加強，同時在我國周邊擴大并強化軍事活動。”

并以此為由，提出將大幅增加防衛預算、修訂“安保三文件”、謀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等激進軍事擴張計劃。

3. 遭反制後的“降溫”喊話（2026年2月25日）

在中國商務部宣布對日出口管制措施後不到24小時，高市早苗在參議院回應質詢時語調似乎有所“軟化”，表示“中國是一個重要的鄰國，我們與中國存在諸多問題，因此溝通至關重要。”“今後也將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冷靜且適當地進行應對。”

高市早苗的言論構建了一種“邊談合作、邊潑髒水”的奇特邏輯：口頭承諾推進關係，行動上卻以中國為假想敵加速擴軍；在觸碰紅線遭反制後，又強調“溝通”與“冷靜”。這種自相矛盾，絕非外交辭令的藝術，而是對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嚴重侵蝕。要看清其本質，必須對照中日兩國共同簽署并鄭重承諾的四個政治文件。

二、不可撼動的基石：四個政治文件對台灣問題的明確界定

中日關係的正常化與發展，建立在雙方共同簽署并鄭重承諾的四個政治文件之上。這些文件構成了兩國關係的政治與法律基礎，其中關於台灣問題的表述具有絕對清晰性和不可篡改性。

1.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奠定“一個中國”原則

該聲明第三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日本有些人認為，這裡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并非“承認”，故存在可以模糊的空間。筆者就曾親耳聽到過研究中日關係的有的日本學者發表類似觀點。然而，既然不僅“充分理解”而且“尊重”，就意味著不僅是政治表態，更是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正式承認。即日本政府通過此聲明，在法律和政治上正式確認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承諾在台灣問題上遵循戰後國際法安排。

2.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條約形式固化共識

該條約雖未直接提及台灣，但其前言明確：“確認上述聯合聲明是兩國間和平友好關係的基礎，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

這意味著，《中日聯合聲明》中關於台灣問題的條款，已通過條約形式被提升為必須“嚴格遵守”的法律義務，其效力高於一般的政治宣示。

3. 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面向新時代的再確認

在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劇變的背景下，該宣言再次鄭重確認：“日方繼續遵守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明的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

此表述有兩大關鍵承諾：一是“繼續遵守”，表明日方承諾的連續性和不可逆性；二是明確將日台交往嚴格限定於“民間和地區性”，徹底排除了官方往來和任何形式的政治、安全勾連，為日本政府的行為劃定了清晰紅線。

4. 2008年《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在戰略互惠框架下重申原則

聲明中雙方“決心正視歷史、面向未來，不斷開創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新局面”。而開創未來的前提，正是“正視歷史”和恪守既有政治文件。任何“戰略互惠”都不應、也不可能以犧牲一個中國原則為代價。

由此可見：四個文件一以貫之的核心是——日本政府明確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諾僅與台灣保持非官方往來，并以此作為發展中日關係的政治前提。

資料圖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圖源：新華社）

三、高市內閣言行的實質：對中日兩國關係政治根基的系統性侵蝕

將高市早苗的言論與行動置於上述文件框架下審視，其背離與危害便暴露無遺：

第一，以“安全關切”為名，踐踏“僅維持民間往來”的承諾。

明知台灣問題是中國利益核心中的核心，高市早苗在第一次上台不久，卻不斷挑釁中國。在第二次上台後的施政演說中雖刻意迴避直接提及“台灣有事”，卻指責中國在南海與東海的正常軍事行動，其政府高層官員（如外相茂木敏充）屢次將台灣海峽和平穩定與日本國家安全深度捆綁。

這種論述與美日同盟將台灣問題納入“共同戰略目標”的動向一脈相承，其目的是將純屬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扭曲為所謂的“國際安全議題”，為日本可能的軍事介入預留法理和輿論藉口。另據公開報道，僅在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1月上旬期間，就有近30名日本國會議員分批竄訪台灣，并與台灣地區有關領導人會面。而高市早苗首相本人此前曾有多次竄台記錄，其內閣部分成員也曾發表過涉台強硬言論。

以上充分說明，日方完全違反了“僅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的承諾，是在試圖提升日台關係的實質層級，向“準官方往來”和“安全勾連”的危險方向試探。

第二，渲染“中國威脅”，違背“發展持久和平友好關係”的宗旨。

此外，高市內閣明確將中國與俄、朝并列稱為“頭號威脅”，并以此為由推動防衛費增至GDP2%以上、謀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這種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備擴張，完全違背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以及“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的原則。其邏輯是製造并放大威脅，以服務國內右翼政治議程——“正常國家化”與軍事大國化，而這恰恰是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根源。

第三，言行不一的“兩面策略”，嚴重侵蝕戰略互信。

高市內閣在遭受中國精準反制後，表態強調“溝通”與“冷靜”。這又暴露了其策略的投機性：既想通過對華示強撈取國內政治資本，又害怕承受全面的經濟與戰略反制代價。這種“吃飯砸鍋”的機會主義做法，嚴重損害了國家間關係的可預測性和嚴肅性。中日之間的戰略互惠，需要的是基於相互尊重和守信的行動，而非口是心非的權宜之計。

四、背離的代價：中方的反制與地區的警示

高市內閣言論與行動的背離，不僅是對歷史承諾的背叛，更將日本自身置於危險境地。其策略試圖借渲染外部威脅凝聚國內共識，推動修憲擴軍，并緊密綁定美國以制衡中國。然而，這套路線蘊含巨大風險：經濟上，對華“脫鈎斷鏈”將重創日本產業；安全上，以中國為敵的軍備競賽只會加劇地區緊張，最終反噬日本；外交上，試圖在核心利益問題上挑戰中國，注定會遭到堅決反制。

2026年2月24日中國商務部依法對日本40家實體實施出口管制，正是對日方一系列錯誤行徑的必要、合法反制，精準打擊了日本軍工及高端製造供應鏈的關鍵環節。正如道瓊斯通訊社所說，“高市早苗領導的政黨在月初議會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可能使其在安全等政策上更加堅持己見，而中國的措施表明無意在此背景下讓步。”中國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核心利益，任何企圖在安全上對抗中國、經濟上依賴中國的“政冷經熱”幻想都是不切實際的。

結論：回歸承諾，方能面向未來

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共識，特別是關於台灣問題的明確表述，是兩國關係得以正常化并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些共識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也對當前兩國關係具有現實指導價值。國家間關係的穩定發展，有賴於對既有共識的尊重和落實。高市內閣既表示希望推進“戰略互惠關係”，又在安全政策上采取對華示強舉措，這種政策取向的協調性面臨實際考驗。歷史經驗表明，中日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雙方基於已有共識，通過建設性對話妥善處理分歧，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這不僅是兩國關係的現實需要，也是地區各國的普遍期待。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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