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新定位”宣告中美戰略博弈進入“穩定階段”香港新聞網5月15日電（記者 馮秋榆）在5月14日舉行的中美元首北京峰會中，兩國元首同意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為未來3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上海市美國學會秘書長蘇劉強在接受香港新聞網專訪時談到，中美關係存在“週期”現象，每個週期持續三十年左右，大致包括“加強、穩定、反思、調整”四個階段，“新定位”正式宣告了中美戰略博弈進入“穩定階段”。
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15日下午結束對中國的國事訪問，乘專機離開北京。（圖源：新華社） 中美戰略博弈不會升級為“新冷戰” “新定位”已難能可貴 蘇劉強分析認為，相對於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奧巴馬政府前期的“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的定位，這次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看上去似乎不夠積極，但鑒於當前中美關係的現實，該定位已屬難能可貴。 他談到：自2018年以來，美國兩黨政府對華實行戰略競爭政策，中美關係持續下行。美國有一批對華“超級鷹派”認為中國不僅是美國最大“競爭對手”，更是最大“敵手”或“敵人”；他們認為對華戰略競爭政策過於軟弱，鼓吹更為強硬的對華“新冷戰”。 “2025年中美關稅戰事實上宣告了這些‘超級鷹派’對華新冷戰衝動的破產。這次‘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重新確認了美國對華戰略仍停留在既有的戰略競爭框架下，中美關係難以升級為‘新冷戰’或‘熱戰’。” “加強、穩定、反思、調整” 中美關係的“週期現象” 蘇劉強回顧了中美關係發展中，大約每隔30年左右進行一次調整的“週期現象”，每個週期大致包括“加強、穩定、反思、調整”四個階段： 第一個週期：1949年-1979年，中美關係從敵視走向緩和——在這個週期中，存在加強階段（1949年-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穩定階段（1953年-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反思階段（1969年-1972年尼克松訪華）、調整階段（1972年-1979年中美建交）。 第二個週期：1979年-2018年，中美從合作逐步走向競爭——這個週期中的加強階段為1979年-1989年；穩定階段（1989年-2010年谷歌事件與南海爭端）；反思階段（2010年-2015年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調整階段（2016年-2018年中美貿易戰）。 “2018年至今，中美關係進入第三個週期，即中美戰略博弈週期。這個週期的加強階段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到2023年初無人飛艇事件，主要特點是中美關係持續下行。” 蘇劉強分析指出：從2023年夏至今，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開始進入以“管理競爭”為主的穩定階段，標誌性事件是“兩次危機”：隨着2022年8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以及2023年初的無人飛艇事件接連發生，美國日益擔心中美競爭失控、滑向衝突，2023年拜登政府內閣成員相繼訪華，目的為中美關係“設置護欄”、“防止競爭失控”。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上海市美國學會秘書長蘇劉強（採訪對象供圖） “新定位”大概率將超越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續較長時間 蘇劉強談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重新對華發起關稅戰，但僅持續一月便重回對華外交接觸與管控競爭的路線。因此，這次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以官方表述正式宣告中美戰略博弈進入穩定階段。 他認為，管理競爭、確保中美關係戰略穩定是中國與美國兩黨政府過去八年反覆博弈與試探後的共識，具有客觀性與長期性，因此“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大概率將超越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續較長時間。 他進一步分析談到：“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首先是“戰略穩定”。‘戰略穩定’絕不是說中美之間的重大分歧都已消除，而是中美關係將保持基本穩定，不會因具體領域的分歧與矛盾而使整體關係失控。 “其次是‘建設性穩定’。中美關係的基本穩定，不是類似美蘇冷戰時期那種雙方老死不相往來的冷和平或消極穩定，而是‘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 中美戰略博弈的邊界更趨明晰 蘇劉強認為，在“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下，中美在各領域可能將呈現以下態勢： 在經貿領域，“有限脫鉤”而非“大範圍脫鉤”，“兩國將逐步明確國家安全的邊界，建立經貿、投資、出口管制的‘負面清單’，明確可以交往的非敏感、非戰略的行業和領域。” 在安全領域，兩國在台海、南海等問題上將行為更為謹慎，在核、人工智能軍事化、地區安全熱點問題上會有更多溝通甚至合作。 在人文交流方面，兩國人員交流更有保障，執法滋擾不會大幅升級。 在高層交往上，雙方將保持各層級接觸與對話，澄清彼此意圖，避免誤判誤解。 慣性和不確定性仍為挑戰 他同時分析指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仍面臨諸多挑戰。 一是美國官僚體系的反華慣性：美國內疑華恐華、對華強硬的政治氛圍仍沒有根本性變化，這極大限制了中美關係改善的空間，並對中美關係穩定構成系統性壓力。 二是特朗普本人的不確定性：特朗普總統是此輪中美關係穩定的貢獻者，他敢於打破美國內對華主流看法，摒棄對華意識形態偏見，追求對華務實合作交易，幾乎以一己之力對抗美國內官僚體系的反華慣性。然而，特朗普具有極強不確定性，未來若中方沒有滿足其想法，他有可能隨時翻臉，使中美關係再次面臨挑戰。 三是下屆美國政府的不確定性：下屆美國政府大概率仍會延續管理中美競爭的基本思路，但也存在不確定性。“對華超級鷹派人士多為共和黨人士，若共和黨繼續執政，不排除進入政府的對華超級鷹派重新製造類似2025年春中美貿易戰的動盪局面；若民主黨執政，大概率會重拾‘聚焦印太’、聯合盟友對華施壓、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攻擊中國的做法，中美關係必然面臨新的壓力。”（完） 【編輯：馮赫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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