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數據特區”落地，“特”在何處？香港中通社5月21日電（香港中通社記者 崔隽）作為關鍵生產要素，數據能以近乎零物理成本穿透行政與制度邊界，其流動能匯聚產業鏈信息，催生新業態和新模式。
央廣網圖片 近日，“粵港澳大灣區數據特區創新合作中心”在廣州啟動。這是全球首個在“一國兩制三關稅區”框架下探索數據跨境流通的制度創新試驗。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助理院長嚴興接受香港中通社採訪時指出，內地的安全管控框架、香港的國際金融規則接口、澳門的法律兼容性，三者組合能够激發出任何單一體制內無法產生的制度方案。“這是‘一國兩制’在數字時代最深刻的價值升維，也是大灣區‘數據特區’能否真正立得住的核心命題。” 嚴興認為，大灣區“數據特區”的獨特性有多重全球意義。首先，它為“全球南方”提供示範。過往發展中經濟體常面臨兩難：堅持數據主權可能被邊緣化，接受西方規則則讓渡主權。若大灣區能證明在堅持數據主權的同時通過制度創新實現高水平開放，將為“全球南方”構建自身數字治理框架提供參照。 同時，它試圖提供美歐之外的“第三條道路”。嚴興分析，當前全球數字治理呈二元態勢：歐盟以GDPR輸出“布魯塞爾效應”，美國以平台生態推行“矽谷模式”，兩者都帶有規則強加性。中國已形成以數據主權和安全優先的自身框架，但更多體現為防禦性管控。數據特區的戰略價值，在於可將這一防禦性存在升級為面向國際社會的制度公共品——不強加、不捆綁，為各國提供一種可自主選擇的治理替代方案。 此外，嚴興認為，“數據特區”的更高追求在於將制度差異從潛在負擔升格為制度紅利。內地的安全管控框架、香港的國際金融規則接口、澳門類似歐盟的法律兼容性，三者組合能激發出任何單一體制內無法產生的制度方案。 盡管近年粵港澳三地在數據跨境制度上已有積累，但企業在實際操作中仍會面臨“合規迷宮”。在嚴興看來，“數據特區”的破局邏輯，是把原本壓在各企業身上的合規重擔，通過公共平台集中承接。 具體而言，在法律政策層，其定位為“規則連接器”，推動聯合執法指引，探索區域性“數據單一窗口”；在技術層，構建跨境可信數據空間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技術底座；在運營成本層，集中提供合規評估等服務，降低中小企業門檻；在戰略信任層，以橫琴、前海、河套、南沙四大合作平台為試驗場，積累實證經驗，逐步建立制度互信。 “數據特區真正的貢獻，在於把制度差異從企業的麻煩變成大灣區的資產。” 嚴興強調，三套法律體系并存本是合規成本來源，若能通過“差異共存、規則互認、技術互通”機制將其功能化，便構成了特區區別於一般自貿區的特殊價值。 數據流通暢通後，哪些領域將最先受益？嚴興指出三個產業：金融、醫療和跨境供應鏈。 數據暢通後，跨境徵信、聯合授信、跨境財富管理的合規成本將大幅下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與內地龐大資產池之間能建立有效連接。 三地醫療數據基本割裂的狀況也有望改變，為跨境醫療協作、罕見病聯合研究奠定真正的數據基礎。 另外，作為全球製造業集群密度最高的區域之一，供應鏈數據的實時共享能直接壓縮庫存、縮短交貨周期，這對珠三角眾多中小製造企業而言關乎生存競爭力。 對普通居民而言，最可感知的變化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反復填表、重複認證的“摩擦”消失了。跨境就醫不必重新建檔，在港工作的內地居民申請金融服務不必兩頭跑，子女跨境上學的資質核驗可網上完成。“這些變化聽起來很小，但對每天往返兩地的數百萬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質量提升。”嚴興說。（完） 【編輯：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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