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5月8日電（記者 崔隽）中國外交部長王毅6日在北京會見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齊。這是美以伊戰爭爆發以來，伊朗外長首次訪華。王毅在會談中對阿拉格齊表示，全面止戰“刻不容緩”，“堅持談判尤為重要”，呼籲盡快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

會談後，阿拉格齊在社交平台用中文發帖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為促和止戰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統籌發展與安全的戰後地區新架構。

外界普遍認為，在特朗普訪問中國之前，阿拉格齊此番訪華，一方面，伊方就美伊談判向中方通報；另一方面，中方在促和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2026年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图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從沙特與伊朗歷史性和解到泰柬邊境衝突停火，再到眼下的美以伊戰事，中國為何成了越來越受歡迎的“調解員”？對此，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非常駐資深研究員張雲7日接受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採訪做分析解讀。

此時介入并非倉促應對特朗普來訪，而是水到渠成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關於美以伊衝突，之前中國已經做了一些斡旋工作，包括電話斡旋和穿梭外交。這次伊朗外長訪華，王毅明確表態呼籲全面止戰和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時機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訪華，中國此時看似以更加直接的姿態地介入調解，有何考量？

張雲：很多國際媒體報道認為，中國在特朗普訪華一周前開始介入直接衝突方的調解，是為了增加與美國對話的籌碼。我認為將兩件事直接掛鈎是一種misperception（誤認知）。伊朗外長訪華，中國此時的介入，絕非為了應對一次元首訪問而倉促進行的外交安排，而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自今年2月底美以伊戰爭爆發後，中國的調解外交和斡旋實際上已經全面、密集地展開了。王毅外長與伊朗、美國、歐洲以及海灣國家的外長們都進行了電話溝通。

3月31日，王毅外長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在北京舉行會談，隨後中巴發佈了關於恢復海灣和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的五點倡議。

4月14日，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哈立德訪華，習近平主席在會見中系統闡述了中國在維護和促進中東和平穩定上的四點主張。這是一次非常完整、平衡和全面的立場表述。

無論是在多邊還是雙邊場合，中國也都展現了平衡姿態。在與伊朗溝通時，中國明確強調了保障國際航道航行自由與安全的重要性，這話既是說給美國聽，也是說給伊朗聽，體現了公允和平衡。

在聯合國，針對某些僅譴責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動議，中國和俄羅斯投了棄權票。中方的邏輯很清晰：要分清根源與表象。危機的直接表現可能是航道方面，但根本原因是美國和以色列發動的違反國際法的非法戰爭，而霍爾木茲海峽危機是上述非法戰爭的外溢表現。這種客觀、公允的立場，給予了伊朗在政治和道義上很大的信心。

伊朗外長此次訪華，向中方通報與各方談判的進展，并再次向中方承諾不發展核武器。這一外交互動，正是中國通過多邊與雙邊配合、標本兼治的數月努力所促成的結果。

中國調解的資源和方式與美國不同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在陷入衝突僵局時，轉向中國尋求斡旋，甚至這次美國官員也呼籲中國出面斡旋。中國為何成了受歡迎的“調解員”？中國式調解有哪些特點？與美國調解模式有何區別？

張雲：“中國式調解”受歡迎，背後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國際社會的需求在上升。當前全球地緣衝突加劇，各方都渴望找到一條超越戰爭、武力和單邊制裁的新路，中國順勢而為。

其次，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信譽度在不斷積累，且中國調解所依賴的資源和方式，與美國傳統調解模式有所區別，效果也有所不同。

過去幾十年，美國始終在中東衝突調解扮演核心角色。調解速度往往比較快，看上去效率很高，但是不持久，剛簽完字可能就又出問題了。其原因在於，美國的調解主要依靠軍事同盟、駐軍體系和龐大的軍援軍售網絡所形成的懲罰性力量和威懾預期。這種模式可以憑藉強大壓力迅速促成協議簽署，但這種協議往往是外加式的，而非內生式的，因此缺乏持久性。

況且，這一次的美以伊戰爭還給對海灣國家留下一個重要教訓，即軍事同盟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真正的安全。

中國的調解影響力則建立在經濟紐帶和道義合法性之上。中國是伊朗、沙特等海灣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一帶一路”倡議強化了區域與中國的經貿與物流聯繫。同時，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捲入戰火和軍事衝突的大國，這本身就為中國參與和主導國際調解提供了合法性。

無論是中東國家，還是東南亞鄰國，他們找到中國，都是因為與之有經濟紐帶、社會聯繫和政治互信，願意將中國視作一個能將主持正義與實際利益相結合的調解方。從效果上看，近年來，中國促成了沙特與伊朗關係正常化，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各派和解，促進柬埔寨與泰國邊境爭端調解等，效果都相對穩固。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未來在全球地區衝突中，中美在調解領域有合作空間嗎？

張雲：中美在這個領域不僅有合作空間，而且應該積極尋求合作，互相借力，這符合雙方乃至世界的利益。如前面所說，中國擁有日益增長的國際信譽和緊密的經濟紐帶，而美國則有著豐富的調解經驗和理論。

一個例子是，2015年7月，經過艱苦長期的談判，伊朗與聯合國五常＋1（美中俄法英＋德）和歐盟達成了伊朗核問題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并經聯合國安理會2331號決議核可，具有國際法效力。可以看到，過去美國對上述協定達成確實付出過努力，相關調解經驗豐富。

未來中美兩國雙方在調解外交上可優勢互補，在第三國或地區開展合作，這既能推動衝突解決，也是為中美關係增加“正向合作”清單，積累互信。

“中國式調解”重塑對多邊主義的信心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中國式調解”的實踐和斡旋影響力的提升，對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安全治理體系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張雲：去年10月，國際調解院落地香港，這不僅顯著提升了香港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同時也佐證了中國長期致力於和平解決爭端的決心。

當前全球治理面臨的核心危機，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多邊主義體系、國際法精神遭到了嚴重衝擊。“聯合國是虛設的，國際法是可以被任意踐踏的”，如果大家都這麼認為，國際秩序就會淪為“叢林法則”，對任何國家都不安全。

中國調解外交的深遠影響，恰恰在於它通過成功的實踐，重新證明了基於規則和對話的和平解決爭端路徑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增強了各國對多邊主義和國際法權威的信心，這對全球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