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編制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行政長官李家超親自掛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主責，各政策局均已成立編制小組，六大主題共120個課題的研究已經全部展開，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均設立了協同研究及意見收集機制；行政長官分別召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座談會，直接聽取建議意見，還第一時間委派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等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專程赴京拜訪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等相關部委，就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涉港內容進行深度對接；五年規劃的公眾咨詢也即將啓動。

過往，香港發展藍圖主要是由行政長官每年發佈的施政報告負責勾畫，並由財政司司長發布的財政預算案明確資金保障，主要是“以香港視角謀劃發展”；編制香港五年規劃，則意味著把香港發展放在國家的戰略坐標下審視，同聲相應、同頻共振，“以國家視野定位和統籌香港發展”。

國家賦能香港，香港貢獻國家。在這個大棋局中，香港的角色吃重，百舸爭流、敢為人先，應突出中國式現代化的“試驗田”與“探路者”的角色。在公眾咨詢中，香港社會各界須突破思維定勢，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闊視野來看待規劃的重大意義和作用，打開思維空間，一葉知秋、見微知著，從國家發展的全局高度，謀劃香港發展的長遠之策。

聚焦“小試驗”  放眼“大推廣”

“試驗田”的核心意涵是：出台政策措施，在小範圍內先行先試，驗證其可行性後，再逐步向更大範圍推廣。

香港本身就是“一國兩制”這一偉大制度構想的最重要的“試驗田”。“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這塊“試驗田”破繭成蝶、鳳凰涅槃，可謂“居功至偉”。眼下，制定香港五年規劃，更應突出“試驗”意識，聚焦“小試驗”，放眼“大推廣”，至少應在以下三個方面發揮好作用：

其一，金融開放的“試驗田”。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必須有強大的金融支撐，建設金融強國是國家戰略。由於國際環境複雜多變，在金融領域決不能犯顛覆性錯誤，這是中國必須堅守的底線。基於這樣的考慮，中國的金融開放必須循序漸進、穩扎穩打，這就需要一塊“金融試驗田”試錯試壓。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正是基於這一優勢，香港在國家金融開放進程中擔負著不可替代的試驗功能。

比如，人民幣國際化是當前國家金融開放的戰略重點，香港處理著全球約80%的離岸人民幣結算業務，“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制定香港五年規劃，應在“人民幣國際化”上謀劃創新之舉，

其二，跨境協同的“試驗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我國區域發展戰略的“精彩一筆”，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與美國紐約灣區比肩的國際一流灣區，與紐約灣區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超越“兩制”之別，制度創新的意義更大。大灣區在跨境協同積累的成功經驗，將為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合作提供借鑒。行之以誠、持之以久，編制香港五年規劃，應凸顯跨境協同的“試驗”功能。

比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被賦予“制度與政策創新試驗田”的戰略定位，其試驗方向高度聚焦於破解跨境科技合作的制度壁壘。社會各界應聚焦重點難點，多提建設性意見。

其三，數字經濟治理的“試驗田”。數字經濟是“十五五”規劃的重點領域，“釋放數字活力”與“保障數字安全”之間的分寸很不好把握，香港因其獨特的法律制度環境，正成為國家探索數字經濟治理規則最理想的“試驗田”。今年4月，香港特區政府與國家網信辦簽署了《關於創新科技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涵蓋人工智能、數據跨境、區塊鏈等重點範疇，這為兩地數字經濟治理規則的銜接探索做好了鋪墊。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編制香港五年規劃，應在這方面多謀良策。

探索“走在前”  創新作示範

“探路者”的核心要義是：走在前、作示範、強引領。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全國各地的資源稟賦、發展水平不同，擔負的職責各異。“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擁有任何一個內地城市都無法比擬的特殊優勢，先行一步、率先垂範，當好“探路者”，香港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在筆者看來，制定香港五年規劃，應突出香港以下三個方面的作用。

其一，高水平對外開放規則銜接的“探路者”。國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核心難題在於如何實現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銜接。香港憑借其與國際市場深度接軌的法律體系、監管標準和商業慣例，恰恰是破解這一難題的最佳“探路者”。編制香港五年規劃，應聚焦“規則銜接”這個重點，獨辟蹊徑、破局開路，推進內地與香港銜接，為下一步內地與國際規則銜接“預熱”。

其二，科技創新自立自強的“探路者”。國家“十五五”規劃對推進科技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了系統部署，香港在一些領域的基礎研發實力雄厚，同時，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具有天然優勢，在推進國家科技創新自立自強的進程中，香港的“探路者”作用，不僅要體現在“基礎研究策源地”的定位，還要體現在“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參與方”的角色，在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中發揮示範引領作用。革故鼎新、攻堅克難，編制香港五年規劃，應把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其三，新型治理模式的“探路者”。長期以來，香港秉持“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理念，政府的產業政策功能相對有限。首份五年規劃的制定，標誌著香港從傳統治理模式邁向“有為政府科學引領、高效市場激發活力”的新型發展模式。這種治理模式既保留了高度開放的自由市場體系，又在關鍵領域做好戰略規劃引導。這種“兩條腿走路”的治理模式，超越傳統“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政府全面干預”二分法，其制度創新價值舉世矚目。腳踏實地、下馬看花，編制香港五年規劃，應精準把握“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發力角度、力度和相互配合度。

把握“度”與“效”  掌控平衡點

發揮好“試驗田”與“探路者”作用，擔子不輕，這需要我們精準把握國情和港情、完美掌控創新與風險的尺度、充分認識政府與市場的各自作用，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因此，編制香港五年規劃還從以下四個方面把握好“度”與“效”。

其一，“國家戰略”與“香港作為”的契合。“十五五”期間，香港自身發展和貢獻國家的空間非常廣闊，關鍵是要找準“價值契合點”，相得益彰、相映成輝。比如，打造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重點不在於人數多寡，而在於“高端”“高地”；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重點不在融資總規模，而在於國際化程度與制度標準。

其二，制度創新與複製推廣的銜接。“試驗田”的價值，在於其經驗能否在更廣範圍內被借鑒。因此，謀劃制度創新之初，就要考慮“能不能複製推廣？”，若不能複製推廣，就要反問“是否有創新的必要？”集思廣益、博採眾長，按照這個邏輯行事，才能使“特區經驗”真正上升為“國家方案”。比如，河套合作區在資金跨境、數據跨境、人才互認等領域的每一項制度突破，都應把“可複製的制度樣本”作為自覺追求。

其三，“試對”與“試錯”的平衡。試驗，意味著誰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成功，因此，五年規劃應建立容錯機制和風險評估體系，尤其是在高度敏感、且全球尚無成熟範例的領域，既要大膽試、大膽闖，也要設置必要的安全底線和應急方案，因勢利導、對症下藥，在安全與創新之間找到“平衡點”。

其四，“規劃引領”與“市場驅動”的融合。香港經濟的活力根植於自由市場，規劃的價值在於為市場提供方向、搭建平台、破除壁壘，而非替代或限制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因此，編制五年規劃，應體現“在市場調節失靈的地方由政府引領和托底”這個特徵，既由政府遮風擋雨、保駕護航，又促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各顯其能。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2026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的致辭中強調：“國家‘十五五’規劃，擘畫了中國未來發展藍圖，也向世界提供了一份‘機遇清單’。國家戰略加持與粵港澳大灣區融合提速，為香港提供了重大機遇，打開了發展新空間。”“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將制定首個五年規劃，很有意義”、“規劃應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

夏主任時刻關心關注香港的發展，他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厚望溢於言表，令人感動！編制一份高質量的五年規劃，是推進香港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當務之急，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特區管治團隊須當好“主角”，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全力投入；香港社會的每個持份者應作“局中人”，以“捨我其誰”的責任感積極參與，大家都出一份力，香港未来會更加美好。

（本文作者爲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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