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第八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審議制定特區發展願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議案，並獲得在席會員一致通過之後，特區政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12日召開第十次會議，由行政長官李家超主持，領導全體司局長為本港首次制定“五年規劃”，以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標誌著香港特區在全方位融入國家大局的發展進程中，深謀遠慮地制定特區發展中長期規劃，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邁出了堅實的步伐，更標誌著香港特區治理水準的進一步提升：從過去對國家規劃的“政策承接”，提升至“主動對接、戰略配合”的發展新階段。

李家超在會議上明確要求各政策局成立預備小組，並開展準備工作，在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內容和細節正式公佈時，預備小組便轉為對接“十五五”規劃編制機構，目標是在今年內完成對接“十五五”規劃的“香港五年規劃”，以便構建系統性的政策框架，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對重點發展領域作出更全面及精准的戰略部署，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積極制定發展願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是香港特區從“特殊行政區”邁向“治理引領區”的關鍵步驟。制定有法，實施得當，推動得力，融合得益，不僅能讓香港在國家發展藍圖中佔據更主動的位置，能夠更加精準地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同時更能倒逼香港內部治理體系的系統性改革與治理效能的全方位升級。

長期以來，香港的經濟發展，憑藉自由港和簡單低稅制吸引全球資本，形成周期性的發展氛圍。這種模式在全球化順風期成效顯著，但在面對深層次產業結構單一、土地房屋瓶頸、創科轉化乏力等“老大難”問題時，，尤其是作為國際自由港，面臨著逆全球化的單邊主義時代，單純依賴積極不干預的自由市場自發調節已顯疲態遲鈍，更加難以發揮“兩制”的獨特優勢。

特區政府今次制定規劃主動對接對接的施政舉措，並非是對香港自由市場傳統及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否定，而是與時俱進對“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升級，這種轉變恰恰從法治層面體現了香港行政主導的憲制優勢。

國家“十五五”規劃（2026-2030年）是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攻堅期，其規劃重點必然聚焦新質生產力、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人工智能、碳達峰碳中和等戰略議題。香港若仍停留在“規劃公布後再由各政策局分別研究適配”的階段，必然錯失國家持續高質量穩步發展的窗口期。如今“預備小組”前置，意味著香港試圖將自身的痛點（如財政赤字壓力、北部都會區資金缺口）與國家的戰略需求（如人民幣國際化、生物科技自立自強）進行並案前瞻、協同處理、同步發展。這是一種典型的“以貢獻換支持”的博弈思維——通過主動承擔國家在某領域的試點或攻堅任務，來爭取相應的政策與資源傾斜，展現了特區治理由被動期待中央支持轉向主動服務並貢獻國家所需的戰略性變化。

縱觀香港以往的規劃對接，常陷入“口惠而實不至”的困境。究其根源，在於特區政府的“條塊”結構：政策局各自為政，規劃願景往往在跨部門協調中消磨殆盡。特首李家超此次明確提出“各政策局成立預備小組”並最終整合統籌合成“香港五年規劃”，就是管治思維模式的一次歷史性的變革。

為實現今年內完成對接的目標，建議特區政府在以下三項機制設計方面敢於破局勇於創新。

一是建立“雙首長制”的對接專班。建議每個政策局的預備小組由政治委任的副局長與資深政務官員共同牽頭。前者負責與國家部委進行政治溝通和政策協調，後者負責技術層面的數據模型與財政測算。這種“政治協調+技術統籌”的二元結構，能避免規劃淪為空談，讓規劃能夠確保既有前瞻性，又具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性。

二是引入“規劃沙盒”壓力測試。在國家“十五五”規劃未公布前，香港應基於國家“十四五”中期評估及近期高層會議釋放的政策信號，設定若干高概率出現的戰略議題（如低空經濟、綠色金融標準互認、人工智能），督導預備小組在虛擬環境中先行設計政策工具包，待國家規劃公布後，直接將“測試版”轉為具操作落實的“正式版”。

三是構建財政與規劃聯動的硬約束。過往香港的規劃常因財政司審批環節的掣肘而縮水。建議此次“香港五年規劃”直接與精準的中期財政預測掛鉤，明確哪些專案屬於“對接國家戰略必須項”，在財政資源配給上享有優先順序。唯有將規劃構想轉化為具財政支撐的發展願景，戰略部署才能真正落地。

在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宏大敘事中，香港切忌“全盤通吃”，而應聚焦四大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具有特區優勢的領先領域進行精準嵌入：在金融領域。從“互聯互通”升級為“標準共建”。國家“十五五”必然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從貿易計價向儲備資產躍升。香港不應僅滿足於擴大滬深港通額度，而應主動承接“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的區域樞紐功能，協助國家制定具有國際認可度的綠色金融標準。這既是香港“兩制”的專長，也是國家急需的國際制度性話語權。

同時，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國家需確保關鍵領域的創新鏈不受地緣政治干擾。香港可利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區位優勢與制度優勢，在北部都會區設立“跨境數據試點”和“生物醫藥便利化通道”，吸引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服務內地市場的“離岸研發中心”。這既能盤活北部都會區開發，又能為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提供緩衝區。

從更深層次看，“十五五”規劃的主動對接，將產生超越經濟領域的治理溢出效應。首先，有助於重建香港社會的“發展型預期”。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彌漫著一種短期避險情緒。當特區政府以清晰的時間表（今年內完成）和路線圖（預備小組轉對接組）展示中長期規劃時，實質上是向社會資本釋放強烈信號：香港的未來是可預測、可規劃的，發展機遇是可把握的。這對於提振資本市場信心、吸引人才回流具有潛移默化的虹吸效應。

其次，能夠推動管治人才的專業化轉型。要求政策局負責人提前研究新質生產力、銀髮經濟等複雜議題，客觀上倒逼官員從“事務型”向“專家型”轉變。當官員們需要與國家發改委、科技部等部委的專業司局進行實質性業務對接時，將有助打破並徹底擯棄傳統的蕭規曹隨的管治思維。

最後，制定發展願景並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強化了“一國兩制”的制度韌性。通過規劃對接，香港將國家戰略需求轉化為本地發展的動力，既避免了被邊緣化的風險，又以實際貢獻證明了“兩制”對國家現代化不可替代的價值。這是一種更高水準的制度自信制度創新制度升級。

從消極的自由放任，到積極的規劃引導；從被動的政策跟跑，到主動的戰略並跑，香港正在轉向如何作為一個擁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在大國博弈的驚濤駭浪中為自己設定航向。當然，再精準的頂層設計，最終仍需落到一寸一寸的土地開發、一個一個的專案審批、一筆一筆的財政撥款上。今年內能否拿出高質量、可落地的“香港五年規劃”，不僅關乎“愛國者治港”能否真正兌現為治理效能的提升，更關乎能否確保特區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香港已無暇沉湎於過去自我陶醉的榮光，它必須在這場國家規劃的可持續發展繁榮的盛宴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新座位新坐標新方向新路徑。制定發展願景，對接國家發展規劃，就是特區持續發展繁榮的必然選擇。（完）

（本文作者爲香港立法會議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