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兩年半，開庭次數高達818次，傳喚419名證人，呈上4336件證據……80年前的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正式開庭，“東京審判”就此拉開帷幕。這場世紀大審判，把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犯送上了被告席，為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立下了不可撼動的法律鐵證。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然而，東京審判承載的歷史警示意義，并未在日本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反省。相反，80年過去，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抬頭跡象竟然越來越明顯。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為首的極右翼勢力正極力推動修憲、擴軍、放開武器出口，加速“再軍事化”，企圖顛覆二戰後的和平體制。

歷史從未走遠，現實已然敲響警鐘。在這樣的背景下，複盤這場關乎歷史正義的東京審判有著直擊當下的現實意義。80年前的法庭上，各方勢力上演了怎樣激烈的對峙與交鋒？80年後的今天，這場審判的歷史回響，為何變得如此刺耳而緊迫呢？

庭前博弈，暗潮汹湧

早在東京審判正式開庭之前，一場沒有硝煙的博弈和較量就已經悄然開始。

1946年5月2日，東京審判開庭的預演現場就上演了“法官座次之爭”。論抗戰時間，中國最早；論堅持時間，中國最久；論戰爭犧牲，中國最重。顯然，中國的國際地位應該在法庭座次上得到體現。按照日本受降簽字順序，中國法官也本應排在第二位。但當時的澳大利亞籍庭長韋伯，卻把中國法官的入場順序排在英國之後。對此，中國法官梅汝璈當場提出強烈抗議，直接脫下法袍、拒絕參加彩排。在一番據理力爭之下，庭長韋伯和法官團最終妥協，采納了中方的合理主張。

梅汝璈（左二）在東京審判現場（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這場“座次之爭”，表面上是程序問題，背後實則是對戰後大國地位的試探。而中國代表團不退讓不妥協的表現，為後續艱難的取證與辯論，爭取到了至關重要的法理平等地位。

外部博弈已經是步步驚心，而更嚴峻的挑戰來自證據的“黑洞”。

日本在宣布無條件投降前後的極短時間內，就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證據銷毀行動，試圖抹除十四年侵略擴張的行政與軍事痕跡。這給中方取證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就在這種緊迫和壓抑的氛圍中，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

被告席上，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神情落魄、狼狽不堪。可這種“落魄”很快就被一場荒誕的鬧劇打破。庭審現場，被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父”的甲級戰犯大川周明突然起身，朝著前排東條英機的光頭狠狠打了一巴掌，口中還唸唸有詞。整個法庭瞬間一片嘩然。後來，大川周明被診斷為“精神失常”，從而逃脫了審判。

許多人都認為，這并不是突發的瘋癲，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表演，是對法律正義的公然嘲弄。而這場鬧劇也仿佛預示著，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詭計、抵賴與不擇手段的對抗。

據理力爭，鐵證說話

走進東京審判的庭審現場，最激烈的交鋒，都集中在法律定義的博弈上。

日本辯護律師團使出了一招“釜底抽薪”式的詭辯：他們聲稱，在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之前，中日之間不存在“戰爭狀態”，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謂的“戰爭罪”。這番謬論，就是要把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等這些鐵證如山的滔天罪行，全部排除在審判之外，一筆勾銷。

面對這種無恥說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當庭用英文列舉事實并質問：“從1931年9月18日以後，日本在中國采取了戰爭性的行動，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麼是戰爭？！”

字字鏗鏘，令在場者動容。就連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瀧川政次郎，也不禁慨嘆：“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大概就是向檢察官這樣的人吧。”

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團隊，右五是向哲濬。（圖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網站。）

除此之外，法庭專門設立獨立單元，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調查。率領侵華日軍佔領南京的最高將領松井石根，在自辯時拋出了荒謬的“兄弟論”。“就像哥哥隱忍了太多不滿和委屈，終於忍不住教育自己羸弱的小弟。此舉是為了讓中國覺醒，愛之深，責之切。”

鐵證成了擊碎謬論的最強武器。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牧師冒著生命危險，用一台16毫米攝影機秘密拍攝了105分鐘的動態影像，記錄下日軍屠城的慘烈真相。這些膠片被縫在國際友人喬治·費奇的大衣夾層，冒險帶出南京，最終成為法庭上震撼人心的關鍵證據。當這些畫面在法庭上播放時，無聲的影像勝過千言萬語的控訴。

1937年，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合影，右二為約翰·馬吉（圖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網站。）

審判最難啃的硬骨頭，還有對戰犯的量刑判決。

進入秘密評議階段，11國大法官在是否判處死刑的問題上產生嚴重的分歧。庭長韋伯主張將戰犯流放荒島，美國法官克萊麥爾只同意對發動太平洋戰爭和虐待美軍俘虜的戰犯判處死刑，更離譜的是印度法官帕爾，他甚至主張無罪開釋全體戰犯。

整整一個星期，梅汝璈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日夜與各國法官磋商游說。最終，法庭以6票對5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對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鬆井石根等7名首惡處以絞刑的判決。

1948年11月12日被判決絞刑的7名被告。左上起：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鬆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圖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網站。）

東京審判對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行徑作出了系統的法理清算，留下了不容置疑的歷史定論。但遺憾的是，這場審判終究除惡未盡。28名甲級戰犯中，除2人病故外，僅7人被判死刑，最輕的只判了7年監禁。發動戰爭的昭和天皇裕仁甚至未被追究戰爭責任。也正因如此，日本社會從未經歷過像德國那樣，從國家頂層到民間底層的徹底反省。

更令人憤慨的是，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等人，與美國交易人體實驗與活體解剖報告數據，來換取脫罪，最終導致包括慰安婦、細菌戰、化學戰在內的罪行在東京審判中未能得到充分追究，成為無數受害者心中永遠的創痛。

“幽靈”盤旋，警鐘回響

80年來，未被審判的“幽靈”一直在日本社會暗中滋生蔓延，逐漸演化成一股危險的“新型軍國主義”復活‌勢頭。

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視東京審判為屈辱的“勝利者審判”，挑戰審判結論的逆流從未停止。從上世紀50年代起，右翼勢力就忙著為戰犯“洗冤”。此後，日本政要頻繁參拜靖國神社，本質上是對東京審判結果的公然藐視。

也是在上世紀50年代，日本文部省動手篡改教科書，赤裸裸地將“侵略”一詞淡化改成“進入”。經過一代代的刻意美化和歪曲，日本右翼成功在多代國民中植入了“太平洋戰爭是亞洲解放戰爭”或“自存自衛戰爭”的錯誤歷史觀，造就了軍國主義還魂的溫床。

到了安倍晉三執政後期和如今高市早苗政權，“新型軍國主義”開始加速狂飆。

所謂“新型軍國主義”，不是舊軍國主義的簡單復辟，而是在“正常化”“積極和平主義”的幌子下，靠著漸進立法、外部威脅煽動與歷史否定，系統性重建日本的軍事能力，最終實現成為“能戰之國”的戰略目標。

眼下最危險的動向，就是加速“修憲擴武”。

日本戰後“和平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放棄戰爭、不保持戰力”，其法理基礎正是東京審判對侵略戰爭的定性。

然而，高市早苗在今年4月12日公然宣稱“修憲時機已到”，并提出“力爭2027年春季前在修憲動議方面取得一定進展”。其核心目標，就是修改憲法第九條，為自衛隊“正名”，使其成為真正的“國防軍”。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采取“切香腸”策略，一步步突破紅線，例如解禁集體自衛權、通過新安保法案、大幅增加防衛預算、謀求獲得“對敵基地攻擊能力”。

就在4月21日，日本內閣一邊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一邊敲定放寬防衛裝備出口規則，原則上解禁了殺傷性武器的出口。這意味著日本將從“專守防衛”的和平國家，轉向可以對外輸出戰爭武器的“正常軍事大國”。

此外，日本還將自衛隊“一佐”軍銜改回舊日軍的“大佐”稱謂，并計劃設立復刻二戰“特高課”職能的情報機構。這些小動作都在一步步蠶食“和平憲法”的底線，讓國際社會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它的軍事擴張，隱蔽性更強，危害也更大。

為了推進“擴軍修憲”，日本高度依賴渲染“外部威脅”來綁架民意。說到底，所謂“外部威脅”不過是一種危險的欺騙手段，用外部假想敵的“威脅”來掩蓋日本國內經濟長期低迷、巨額國債負擔、產業空心化以及少子老齡化等多重危機，轉移國內矛盾。

2025年11月21日，在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外，民眾手持標語參加抗議活動，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錯誤言論。新華社發

從否認歷史到篡改教科書，從參拜靖國神社到推動修憲、解禁武器出口，再到插手周邊局勢，如今的日本，正沿著一條清晰的路徑疾馳：通過否定東京審判的法理基礎，撕掉“和平憲法”的約束外衣，為重塑“能戰國家”掃清思想和法律障礙。面對這種危險傾向，曾經飽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之苦的中國、俄羅斯、韓國、朝鮮等亞洲鄰國都發出了嚴厲警告。

東京審判，是人類文明對法西斯暴行的終極裁決，其法律價值和道義力量，無疑具有跨越時空的恒久性。在80年後的今天，重溫這段歷史、回望這場審判，不僅是為了銘記過往傷痛，更是為了守護當下的和平與未來的安定。因為，任何對侵略歷史的美化、對戰後秩序的挑戰，最終傷害的都不會只是單一國家，而是整個國際社會共同珍視的和平與安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