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黃炳逢：運用新民意機器促進良政善治從擱置垃圾徵費措施到暫緩巴士乘客強制佩戴安全帶，特區政府都是基於良好意願及積極有為而制定並推行相關政策，但為何一旦執行就遇上重大阻力而叫停？是否該等政策與民意有很大落差？或是執行難度被嚴重低估？當中對民意的掌握是否需要認真檢討？ 誠然，特首煞停該兩項措施不失為懸崖勒馬之舉，可謂從善如流，勇氣可嘉，避免引起更大失誤，但畢竟有損政府威信。這似乎反映部分官員在制定執行某些重大政策時還是不夠貼地，沒有從市民作為政策受眾的縱深層面出發，或是低估社會各界強烈反應，錯失在執行前及時調整的機會。這兩件事讓筆者忽然想起自己多年前著作的《中產有政器》一書，倡議為沉默大多數的中產建立一套運用現代科技的系統化“民意機器”，號稱“民意儲備銀行”，收集不習慣公開發聲的中產對不同議題的意見，甚至特設“政府專用通道”收集民意，便於制定及實施政策時更貼地、更準確，考慮得更周全。 筆者很理解要改變市民長期習慣確實不易，有時也必須強制性措施，就如控煙政策得到大部分市民支持，讓大眾為良好意願而接受新政策，這也是社會進步所必須。如果只是基於良好意願，而未能切身處地考慮實際操作情況而作出適當平衡，就像坊間埋怨不坐巴士的官員‘堅離地’，為坐巴士的市民定下強制規定，政策就算實施了也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甚至造成“高、大、空”現象，特別是簡單地以為市民拒絕改變習慣實屬必然，政府只需要堅持就好，市民會慢慢習慣，沒有全面深入顧及受眾的感受和困難，忽視在執行方面的各種可能性，缺乏充分預案及後備方案，甚至未有考慮局部試點推行的策略，政治敏感度顯得不足。 回想筆者當年的書已經構思以快速發展的資訊科技，來幫助建立一個民意機器，讓施政更為系統化、科技化，包括大數據、區塊鏈、機器深度學習、人工智能的應用。就如市民已經普遍使用的網上銀行服務一樣，“連錢都可以透過網上銀行安全地處理，爲甚麼中產的寶貴意見，就不可以透過資訊科技來處理呢？”，把真實直接的意見通過系統工具來反映，讓施政者及早通過收集及分析民意數據，更有效推行政策。該系統的關鍵，就是市民以真實身份轉化為“民意儲備銀行”的民意賬戶持有人，以“數據脫敏”方式保護其私隱，就各種特定議題通過系統來發聲，以資訊科技幫助收集、統計、分析及整理，再通過保密的“政府專用通道”作為重要政策參考。筆者十幾年前在書中提到的科技今天已經更為先進並廣泛應用，所建議的民意機器可以與各種現有的民意調查方法相輔相成，發揮協同作用，更精準地掌握民意。 大家試想想，與其在朋輩間議論或宣洩，下情不能上達，如果有一條方便快捷的發聲渠道讓大家充分表達意見，去掉網絡水軍的影響，讓施政者及其他持份者更精準接收意見，集合民間智慧，不是更好嗎？雖然聽到意見不代表全部都能接受，要視乎施政者的開放態度和綜合考慮，但能更准確及直接地表達和接收民意，考慮市民的真實感受和建議，始終是利大於弊。可以說科技和工具是現成的，需要的是包括政府在內各持份者的決心。 之前筆者發文推廣的內地智能化12345熱線，與上述“民意儲備銀行”的構思有異曲同工之處，如果疊加兩個系統的效果，甚至配以政府的“智方便iAM Smart”電子政務系統，未嘗不是突破之舉。特首從前提過政策上採用“紅隊”的策略，為政策的正反理據作出全面的評比，減少誤判，但畢竟政府內部主要還是從行政本位出發，如果能有效利用上述向受眾延伸的民意機器，相信有助於實踐“紅隊”的策略。當然，要政府官員接受上述智能化民意專用通道，其難度也不小，非要拿出當年北京市領導決心推行12345熱線的那股勁兒不可。 從良政善治的用心出發，政府確實不需要因為措施叫停而背負不必要的包袱，只要吸取經驗，在以後推出政策時以更有效、更貼地的方式與市民溝通就行，畢竟在社會進步下，市民對政府的期望與以往不同，但基於良政善治、行穩致遠的原則，政府該堅持的還是要堅持，該調整的還是要調整，市民該接受時要接受，該改變時要改變。議員們亦要及時提醒各級官員，成為下情上達的必要橋樑，在有效互動的情況下“到位”地配合政府施政，及時補漏拾遺，這樣才能達至施政的多贏。 （本文作者是香港內地經貿協會會長）（本文是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徐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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