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楊莉珊：“人寵共融”是文明進步 更需制度把關守好社會秩序豢養寵物早已成為香港普遍的生活方式之一，近年政府積極推動“人寵共融”政策，打造寵物友善環境，是城市人文關懷的體現。但相關政策落地以來，爭議與亂象接踵而至：寵物進入食肆帶來衛生隱憂，日前在元朗區更發生狗咬狗的駭人事件，造成無謂的寵物傷亡悲劇。筆者以為社會有必要重新審視“人寵共融”政策的立法原意，寵物走入人類社區，需要包容但並非無底線放任，包容必須建基於規則、責任與精準治理之上。 需要清楚，當前社會輿論的分歧不是“要不要人寵共融”，而是“該如何有序共融”。安全與衛生事故頻發，自然引發反對聲音，因為擔心公共空間秩序失守、市民權益受損。但仍有堅定的支持聲音，立足文明進步，希望打破僵化規管，給予養寵市民合理的生活空間。 筆者以為，兩者並非對立關係。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推動“人寵共融”有其現實必要性，符合全球城市友善寵物的發展潮流，也能回應廣大市民的民生訴求，徹底退回全面禁止的舊模式，則不符合社會進步趨勢，也是公共治理的懶惰。但必須直面現實：香港當前的人與寵物的共融上，出現了“政策放寬快、配套監管慢、飼主責任鬆”的治理失衡困境。 譬如允許寵物進入食肆的政策，出現部分商戶為吸引客流，忽視食品安全底線，放任寵物靠近餐桌、餐具與食材區域，滋生細菌、帶來衛生隱憂，同時引發過敏人士、孩童、長者的出行用餐困擾。與此同時，保險配套漏洞、場地管理標準模糊等問題，也讓意外發生後的責任界定、賠償執行困難重重。 而元朗“狗咬狗”慘案，更是暴露了公共安全監管的核心漏洞。涉事大型犬攻擊性強，狗主卻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區域放任其無牽繩自由活動，最終釀成兩隻小型犬隻死亡的悲劇。值得反思的是，此類並非孤發事件，過去數年香港屢次出現犬隻失控傷及人、寵，背後都是部分飼主“重權利、輕責任”的心態，以及現有規管懲戒力度不足、執法威懾力不足。當放任寵物亂跑、滋事的違規成本遠低於自律守規的成本，混亂自然成為常態。 從公共管理視角出發，“人寵共融”的核心在“有序包容、權責對等”，而非“無規放任、自由亂行”。“人寵共融”的政策方向值得肯定，但必須立刻糾正“重放寬、輕監管”的治理偏差，以嚴謹的公共政策，把握好文明包容與社會秩序的尺度，實現寵物、寵物主與其他市民的多方共贏。特區政府應積極考慮從空間、責任、執法、配套四個方向，全面優化人寵共融治理體系。 如何管理好人與寵物互動的空間，這是最關鍵的要素。嚴格區分及管理好空間，推行分場景、分級別的精準開放機制，劃清權力邊界。譬如醫院、學校、公共交通工具、室內密閉公共場所等關乎公眾核心權益的區域，維持嚴格禁令；食肆若擬提供共融服務，則必須嚴格申請，僅允許面積達標、衛生合規、設立獨立寵物區的餐廳開放，禁止寵物進入廚房、食材存放區等核心衛生區域，同時嚴格限制店內寵物數量。 其次是建立犬隻分類管控與強制責任機制，從源頭防控風險。針對具有攻擊性的大型、烈性犬等，應設立嚴格登記備案制度，明確公共空間強制牽繩、佩戴口籠的要求，杜絕大型犬無管束活動。同時強化飼主主體責任，餐廳也需與飼主一樣，購買第三方責任保險，填補意外事故的賠償漏洞，解決事後追責無門的問題。 第三，透過加大執法與懲戒力度，樹立規則權威。應考慮大幅提升《狂犬病條例》等法規的罰則，針對無牽繩、放任犬隻滋事、擾民、傷人傷寵的違規行為，依據大幅提升罰款標準，對於屢次違規、釀成惡性事故的飼主，納入誠信記錄並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強化漁護署、食環署的聯合執法權，建立日常巡查、市民舉報、快速執法機制，讓規則不再是“紙上條文”，以嚴格執法倒逼飼主自律。 最後，要透過強化公眾教育與價值引導，培育文明養寵物的風氣，因為“人寵共融”的基礎是互相尊重，寵物主使用公共空間的同時，必須承擔不擾民、不危害公共安全的義務。政府可透過社區宣導、學校教育、媒體引導，普及文明養寵規範，扭轉部分飼主的放任心態，建立自律、負責、包容”的核心共識。 對於香港而言，真正成熟的“人寵共融”，是讓寵物主享有便利，讓普通市民免於困擾與恐懼，讓寵物有活動空間、社會有秩序底線，這才是現代城市治理應有的智慧與格局。城市文明從來不是單向度的寬容，唯有制度把關、規則約束、責任落地，才能讓“人寵共融”不至於變成混亂、放任。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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