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高質量發展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不僅是引領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指南，更在“一國兩制”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一重大理論創新，深刻回答了“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的根本問題，為港澳兩個特區破解結構性矛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科學指引、根本遵循和行動綱領。尤其是在當下香港正全力編制首份五年規劃、全力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深刻學習領會這一重大理論，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回首當年，“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主要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其核心要義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港澳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理論主要圍繞“如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如何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展開。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高質量發展理論，深刻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的重要論斷。這一理論創新對“一國兩制”產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它把“發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賦予“一國兩制”全新的時代內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一國兩制’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而高質量發展理論，則回答了“長期繁榮穩定從何而來”這一根本問題。高質量發展理論指導“一國兩制”的港澳實踐不斷打開新局面、開闢新境界、取得新成就。

一、高質量發展理論賦予“一國兩制”全新的時代內涵

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狀態。這是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起點。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運籌帷幄，鮮明提出高質量發展理論，為我國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注入新內涵。

第一，突出“發展”主題，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了根本支撐。“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在於實踐，而實踐的根本指向是發展。如果“一國兩制”不能帶來發展，不能增進民生福祉，就難以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問題是“一國兩制”的核心問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長期以來，“一國兩制”理論對於“發展”的闡釋相對比較薄弱。人們更多關注“如何保持兩種制度並行不悖”，而較少深入探討“兩種制度如何共同促進發展”。習近平高質量發展理論填補了這一理論空白，使“一國兩制”下的發展問題獲得了科學解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高質量發展理論，正是這把“金鑰匙”的理論形態。

第二，新發展理念拓展了“一國兩制”的價值維度。新發展理念是高質量發展的“指揮棒”，將其引入“一國兩制”理論體系，極大地拓展了這一理論的價值維度。創新理念啟示人們：港澳兩個特區不能僅扮演“窗口”、“橋樑”、“中轉站”的角色，還要成為創新源頭，這使“一國兩制”理論獲得了動力機制；協調理念啟示人們：港澳與內地必須從“劃界而治”走向“跨界合作”、從“制度隔離”走向“規則銜接”、這使“一國兩制”理論獲得了空間視野；綠色理念啟示人們：港澳地狹人稠、環境承載力有限，必須走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發展道路，這使“一國兩制”理論獲得了可持續性發展；開放理念啟示人們：在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大局中，以“港澳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可以實現共贏多贏，這使“一國兩制”理論擁有了全球格局；共用理念啟示人們：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港澳發展必須惠及兩個特區的全體居民，這使“一國兩制”理論獲得了“人民底色”。

第三，“新質生產力”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經濟基礎論”。“新質生產力”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中最具創新性的概念之一，也是高質量發展理論的核心要義，將其納入“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實現了經濟基礎與制度安排的有機統一。

過往，我們講“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在“軟環境”層面，包括自由港、普通法、低稅制等。“新質生產力”的提出，要求將制度優勢轉化為生產力優勢。這意味着，港澳兩個特區的獨特制度不是“僅供觀賞的盆景”，而是“能結果實的果樹”。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制度屬於上層建築，生產力屬於經濟基礎。當“一國兩制”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時，其歷史必然性、現實合理性就會充分彰顯。

高質量發展理論使“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實現了重大突破。從“制度並存”到“融合發展”，從“高度自治”到“國家賦能”，從“消極防範”到“積極作為”，從“資本規律”到“人民邏輯”。

高質量發展理論為長期堅持“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科學依據。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高質量發展能夠不斷創造新增長點，使港澳經濟持續煥發活力；從社會治理角度看，高質量發展能夠不斷改善民生、促進共富，使社會保持穩定和諧；從制度建設角度看，高質量發展能夠不斷彰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使其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

高質量發展理論豐富了“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一國兩制”從“有時間限制的過渡性安排”轉變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制度形態”，從“不變的承諾”走向“持續的價值創造”，“一國兩制”實踐展現出無限廣闊的美好前景。

二、高質量發展理論指導港澳不斷開闢發展新局面

理論的價值在於指導實踐。高質量發展理論指導港澳兩個特區不斷提升治理能力和水準，推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開闢新局面、邁向新境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岑浩輝在任內的施政報告中，都將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施政的核心主線。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全力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的總體思路，並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着力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岑浩輝的施政理念可概括為：以“一國之本”為基石，系統規劃、主動對接國家戰略，以改革激發內生動力，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多元、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在創新理念的指導下，港澳兩個特區以創新驅動經濟適度多元，大力培育新增長點。香港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基礎研究實力雄厚，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創新生態不完善；澳門擁有中藥品質研究、微電子、智慧城市物聯網等國家重點實驗室，但產業化路徑尚未打通。為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香港近年來打造國際創科中心，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吸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龍頭公司，同時發展數字經濟，推動金融科技等新業態。澳門推動“1＋4”適度多元發展（“1”為博彩旅遊，“4”為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文體），大力提升產業的“含科量”。

在協調理念的指導下，港澳兩個特區以協調促進區域一體化，着力解決內部發展不平衡問題。香港的北部都會區與維港都會區發展差距懸殊，澳門半島與路氹城之間也存在顯著落差。香港通過《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解決“南重北輕”的城市格局；同時，深化與深圳、廣州等大灣區城市的產業鏈協同。澳門重點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探索“澳門平台＋國際資源＋橫琴空間”的聯動模式，對博彩業依法實施更嚴格的監管，引導非博彩元素投資，促進經濟結構均衡。

在綠色理念的指導下，港澳兩個特區以綠色改善人居環境，堅定地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提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主要措施包括：逐步停止燃煤發電、推廣電動巴士和私家車、提高新建建築綠色標準，並發行政府綠色債券。澳門特區提出，推行淘汰高污染舊車計劃、推廣電動車、加強垃圾分類回收，在橫琴合作區內優先採用綠色建築標準，探索與珠海共建區域生態屏障。

在開放理念的指導下，港澳兩個特區以開放強化自由港平台，不斷鞏固提升國際化優勢。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澳門是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重要紐帶。在逆全球化抬頭的背景下，港澳更加積極主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積極爭取加入RCEP，在“一國兩制”下與內地探索規則銜接。澳門發揮中葡平台強項，舉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並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

在共享理念的指導下，港澳兩個特區以共享增進市民福祉，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居民。香港的住房問題、澳門的社會保障問題，本質上是共享發展不充分、不均衡的問題。這幾年，香港增加公屋供應量，優化基層醫療，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擴大“關愛基金”覆蓋範圍，並完善國民教育體系，增強青年對國家和身份的認同。澳門延續“現金分享計劃”，完善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完善長者和託兒服務，同時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並通過“帶津培訓”等計劃提升居民就業技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對於港澳兩個特區而言，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破解產業單一困局、實現經濟多元發展的根本出路。

香港擁有國際化的科研環境、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聯通國內國際的雙向門戶地位等優勢，重點發展以研發服務和高端增值服務為牽引的新質生產力。一是推進源頭創新。在平台建設上，全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設立“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等研發平台；在資金支持上，通過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引導社會資本投向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等領域，扮演“耐心資本”角色；在數據要素上，率先探索建立大灣區內數據跨境流動試點，建設“國際數據交易所”，把數據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要素來培育。二是布局前沿產業。在人工智能領域，建成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為本地及大灣區企業提供算力支撐；發布人工智能倫理指引，搶佔標準話語權；在生物科技領域，香港已成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並積極推動細胞與基因治療、醫療機器人等領域的臨床轉化。三是引育高端人才。香港優化“高才通計劃”，定向吸引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及具備科技、金融、法律等複合背景的高層次人才，為新質生產力直接注入“活水”。

澳門地域狹小、人口有限，澳門走“小而精、小而特”的新質生產力發展之路。其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路徑是“1＋4”適度多元發展。在做優做精做強博彩旅遊休閒業的基礎上，重點培育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4大新興產業。通過“1”穩定經濟基本盤，通過“4”創造新增長點，改變“一業獨大”的發展格局。

整體來看，香港側重於“從0到1”的原創性突破和“從1到N”的金融與專業服務賦能，打造國際化的新質生產力引擎。澳門側重於“從N到品牌”的精準轉化和跨境協同，打造特色產業，提升產業競爭力。兩個特區都緊扣“因地制宜”這個關鍵字，在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主動研究、大膽摸索、積極探尋。

三、高質量發展理論引領港澳加快融入和服務國家大局

2024年12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中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實踐也進入了新階段。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是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使命”。習近平主席首次深刻提出“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的重要論斷，首次明確提出港澳兩個特區雙重使命：發展自身和貢獻國家。

邁入新階段，履行新使命，港澳加快融入和服務國家大局，加入到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雄渾激越、波瀾壯闊的“交響曲”，“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正在化為具體方案和發展成效。

第一，粵港澳大灣區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平台。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平台。大灣區以不到全國0.6%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1/9的經濟總量，是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區域。

對於香港而言，大灣區建設為香港提供了廣闊的經濟腹地和多元的發展機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重大平台，正在成為香港與內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試驗田”。香港利用大灣區的產業鏈優勢，將科研成果在內地實現產業化轉化，“香港研發＋灣區製造＋全球市場”已經初具雛形；香港利用大灣區的龐大市場，拓展金融、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香港企業與內地企業“併船出海”已邁出重要一步。

對於澳門而言，大灣區建設是澳門多元發展的“破局之鑰”。粵澳合作的路子越走越寬，特別是“澳門平台＋國際資源＋橫琴空間＋成果共用”的產業聯動模式已經初顯成效。

第二，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港澳高質量發展的國際舞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鞏固提升香港、澳門在國際金融、貿易、航運航空、創新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的地位，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合作”。

香港利用自身優勢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市場。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為“一帶一路”專案提供多元化融資服務；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為企業提供法律保障；作為國際航運樞紐，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物流網絡建設。2025年，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提供跨界別專業服務平台，推動內地企業“走出去”。

澳門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有聲有色。葡語國家遍布四大洲、人口超過2.6億，與“一帶一路”倡議高度契合。澳門通過舉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建設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等，為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北部都會區和橫琴合作區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兩大支點。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在這個佔地約300平方公里的區域，將建設國際創科新城，提供超過90萬個住宅單位，創造65萬個就業崗位，香港將形成“南金融、北創科”的新格局。香港北部都會區規劃建設充分體現了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求：以創新為動力，以協調為方法，以共用為目標。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主陣地。合作區成立以來，澳資企業數量大幅增長，中醫藥、科技研發等產業加速集聚。“澳門新街坊”專案為澳門居民提供了與澳門趨同的居住環境，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逐步對接。這是高質量發展的生動實踐：既促進澳門經濟多元化，又增進澳門民生福祉和幸福指數。

四、高質量發展理論是續寫“一國兩制”新篇章的科學指南

科學的理論如同燈塔，不僅指點迷津、照亮眼前，更撥雲見日、照亮前行之路。習近平高質量發展理論為續寫“一國兩制”新篇章提供了科學指南。

第一，高質量發展理論為“一國兩制”提供了系統的發展框架。

這一發展框架包括這些主要內容：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發展目標——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發展動力——新質生產力；發展路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評價標準——品質第一、效益優先。這一發展框架將繼續指導和引領“一國兩制”實踐。

第二，高質量發展理論揭示了“一國兩制”的三重制度紅利。

制度互補紅利：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互補；規模經濟紅利：港澳依託內地超大規模市場獲得發展空間；開放協同紅利：港澳國際化優勢與內地產業鏈優勢的協同效應。這三重紅利的系統揭示，使“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更加具體、更加可感，這充分激發了港澳社會謀發展、創未來的積極性。

第三，高質量發展理論為“一國兩制”實踐開闢了新路徑。

這條路徑的核心特徵是：以“創新驅動”代替“要素驅動”，以“協調發展”代替“兩極分化”，以“綠色發展”代替“粗放增長”，以“開放合作”代替“封閉自守”，以“共享繁榮”代替“資本獨大”。高質量發展理論使港澳擺脫了“路徑依賴』，香港不再過度依賴金融和地產，澳門不再過度依賴博彩業，港澳兩個特區都積極作為、主動規劃，培育新產業、聚焦新動能、打造新引擎。思路決定出路，理念指引方向，這使港澳兩個特區的發展之路越走越寬。

第四，高質量發展理論揭示了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係，對港澳高質量發展具有特殊指導意義。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2026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的致辭指出：“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向國際社會提供了安全、穩定、可預期的投資環境。香港是‘安全港’，‘安全港’就是‘發展港’。安全已成為香港發展的優勢。”在經歷了風風雨雨和歲月滄桑之後，港澳社會對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係認識更加清晰、更加透徹，這使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社會心理基礎更加扎實、更加牢固。

習近平高質量發展理論使“一國兩制”獲得了持久生命力的經濟基礎，獲得了人民擁護的道義基礎，獲得了制度自信的實踐基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更加自覺地運用這一重要理論指導港澳工作實踐，更加堅定地推動港澳在高質量發展道路上昂首闊步、砥礪前行。

思想燈塔照亮前路，探索實踐永無止境。在習近平高質量發展理論指引下，“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必將行穩致遠；港澳同胞與內地人民攜手共進，必將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光！

（本文作者是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本文是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