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9月11日電（記者 李明珠）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將於9月16日與施政報告同日發表，為香港未來五年發展定調，其中如何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受到外界普遍關注。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近日邀請香港正思研究院院長陳少波作為特約主持人，圍繞北部都會區開發建設模式、深港合作以及“合肥模式”對香港的啟發等話題，對話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以下為對談摘錄：

陳少波：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文件分為六大部分，其中“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及推進其他地區空間規劃”被置於首位，您認為這傳遞了怎樣的信號？

方舟：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規劃具有特殊意義，這不僅是一個五年版的“施政報告”，更是站在國家五年規劃的基礎上思考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是在國家的大框架下思考香港怎麼對接國家發展的中長期規劃。香港五年規劃的公眾咨詢文件把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放在非常顯要的位置，恰恰說明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五年對接國家戰略的最重要平台和載體。

陳少波：您長期研究深港合作，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深港合作的歷程以及當前取得的成就？

方舟：近年來，深港兩地的互補性日益增強。深圳的成長得益於香港的輻射帶動，如今已逐步探索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路徑。尤其在科技創新領域，深圳不僅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在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上也表現突出。正因如此，深圳與香港之間形成了極強的互補格局。約十年前，兩地便開始探索如何推動產業與制度層面的對接，特別是能否利用接壤區域打造特殊合作平台。深港之間恰好擁有“河套”這一獨特地塊，香港與深圳均意識到其特殊價值，雙方若能攜手合作，便可完成單方面難以單獨推進的事項。2016年下半年，深港兩地政府協調後，就河套地區的土地業權歸屬、共同開發機制等核心爭議達成共識。2017年1月3日，即新年第一個工作日，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正式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轉眼已近十年，從當初的河套一隅，到如今輻射範圍已擴展至佔香港面積近三分之一的北部都會區，這一歷程不僅是戰略發展層面的重大突破，更是發展視野與格局的極大跨越。

香港中通社圖片

陳少波：從河套到現在的北都，這展現了戰略發展的突破、眼界的突破，這些年間，您覺得香港的思維發生了什麼變化？從產業佈局、城市佈局來看，北都的發展對於深港合作有何意義？

方舟：過去，香港的主要經濟活動與優質就業崗位高度集中在維多利亞港兩岸的狹長地帶。外界曾以“中環中心主義”概括此現象，即以中環為原點，距離原點越遠則代表地區越偏遠。以天水圍為例，若以中環為出發點進行規劃，天水圍無疑屬於香港最偏遠的郊區。當年規劃天水圍新市鎮時，完全沒有考慮到它與對岸的深圳南山或深圳灣僅一河之隔，特別是深圳灣大橋建成後，天水圍所在的區域實際上處於香港連接深圳的“橋頭堡”位置。然而，當時的規劃完全沒有考慮到深圳可能為該區域帶來的輻射效應與潛在就業機會，僅僅將天水圍視為一個偏遠的新市鎮。倘若當年便能意識到這些深港邊境區域所蘊含的特殊價值，今日天水圍的發展面貌或許已截然不同。正因如此，北部都會區概念的提出，無疑是極具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突破。這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香港長期以來的傳統規劃觀念——將原本被視為城市邊緣的地帶重新定位為未來發展的核心區域。如今，無論是普羅市民還是政府層面，對於北部發展的觀念都已發生顯著轉變。這種從“邊陲”到“核心”的認知跨越，實屬不易。

陳少波：很多年前您就提出“南金融、北創科”這一雙核心概念，當時為何會有這樣的構想？

方舟：特區政府當時尚未正式提出北部都會區規劃，但社會始終懷有一個願景，希望推動新界北部的建設，使之成為香港的第二個城市中心。此構想在某種意義上，猶如當年上海開發浦東，是開闢全新增長空間的戰略佈局。

提出“南金融、北創科”概念時，國際形勢已非常清晰：科技競爭已成為大國競爭的核心，特別是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更是全球關注的焦點，香港必然要在其中發揮獨特的功能。由此引發思考：若在香港毗鄰內地、毗鄰深圳之處規劃發展第二個都市中心，應以何種產業作為核心動力？答案自然是創新科技產業。社會希望藉此機會，把香港整體的“蛋糕”做大，為香港創造新的增長點。以中環為核心的維港都會區，其最核心的產業是金融，與此同時，讓北部地區成為一個以創科產業為核心的城市中心。

特區政府近年來在這方面的投入和決心極大，且在開發模式與方法上實現了顯著創新。回顧過往，特區政府興建新市鎮時，多側重於衛星城的居住功能，且土地前期開發成本完全由特區政府財政承擔——將“生地”開發為“熟地”出售後，方能產生收入以彌補前期成本。然而，若長期沿用此模式，首先面臨的是產業導入的難題，其次，特區政府的前期投入將極為龐大。北部都會區的開發規模遠非昔日單一新市鎮可比，若完全依賴政府傳統的路徑，整個公共財政的現金流壓力將難以承受。正因如此，特區政府目前在這兩方面均已展開創新性的嘗試。

首先是產業思維的轉變。北部都會區已規劃了若干產業園區，不在局限於過往單純蓋樓的概念。除了眾所周知的河套香港園區外，還有一個緊貼河套園區、面積近三平方公里的新田科技城。若將這一大片區連為一體，實則構成一個“大河套”的概念。這無疑是從居住導向轉向產業導向的思維突破。

其次是土地開發模式的創新。政府不再完全大包大攬、由前期投入一力承擔，而是探索了創新模式。例如，剛剛在洪水橋片區招標中採用的“雙信封”模式，既減輕了政府投入，又有助於產業導入。對於一些重大產業項目的引進，特區政府如今亦採取了極為靈活的態度。以正在建設的沙嶺數據園為例，政府主要考量的是產業對香港的戰略意義，而非地價對財政的貢獻。這種思維的轉變，堪稱香港特區政府開發理念的又一重大突破。沿著這條路徑推進，北部都會區在開發模式、推進速度等各方面都將持續改善。

陳少波：“合肥模式”已經成為社會熱議的現象級話題，以合肥長鑫科技為代表的龍頭企業發展歷程表明，創科等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依賴政府的長遠戰略眼光與持續投入。您覺得“合肥模式”對香港而言有何借鑒意義？

方舟：“合肥模式”並非其他城市可以簡單複製的。然而，合肥有一項經驗非常值得香港借鑑：當年合肥之所以選擇投資長鑫科技等企業，關鍵在於其對重點產業的產業鏈進行了極為詳盡的分析，從中精準識別出哪些企業屬於產業鏈中的“鏈主企業”或核心企業。為了吸引這些企業落戶，合肥可以給出投資承諾、配套以及其他支持政策。

對香港特區政府而言，當務之急是梳理擬重點發展的產業門類，並繪製成“產業圖譜”，分析其中哪些是香港可以爭取且必須主動出擊的，並鎖定最核心的目標企業。如果能夠將最核心的幾家“鏈主企業”或龍頭企業吸引到香港，便能帶動上下游一系列企業。不過，香港受制於土地與空間成本，不可能佈局全產業鏈，而是應該專注於關鍵環節——即那些香港能夠做得比大灣區內地城市更好的部分，從而成為大灣區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香港必須持有此種思維，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構建產業鏈。在此過程中，政府對產業發展的意識必須極為敏銳。客觀而言，香港目前仍處於此種產業意識的培養階段，但令人欣慰的是，已經看到了非常積極的轉變。隨著大灣區整體產業能力的持續提升，再結合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優勢，香港在創科產業上必然大有可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