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特區政府正在開展首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諮詢文件將“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單列成章，凸顯出創新科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近年來，香港積極推動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依託粵港澳大灣區豐富的產業資源和應用場景，加快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如何進一步推動人才、資金、技術、數據等創新要素跨境高效流動，提升區域創新資源配置效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命題。

在此背景下，有專家建議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探索建設跨境制度創新特區，通過推動科研人才資質互認、簡化科研物資跨境通關、試點科研數據安全流動，以及香港與內地共同建設跨境知識產權服務平台等方式，降低創新要素流動成本。總體來看，這些建議具備現實基礎，但其核心並不是簡單消除香港與內地制度差異，而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通過規則銜接、機制創新和試點探索，形成適應跨境科技創新合作的新模式。河套合作區可以先行先試、逐步推廣，建設成為跨境科創製度創新的“試驗場”。

一、河套合作區具備探索跨境科創制度創新的獨特優勢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基礎日益完備：香港擁有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基礎研究、國際科研合作、專業服務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優勢顯著；廣東特別是深圳、廣州等地則具備完整產業鏈、強大製造能力和豐富應用場景，能夠高效承接科技成果產業化。兩地優勢天然互補，有條件形成“香港科研、廣東轉化、全球市場”的創新鏈條。

但目前香港科研優勢與產業轉化能力之間仍存在距離。例如，香港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約為1.3%，其中約八成來自政府投入，主要流向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研發投入相對不足，部分研究方向更多由學術興趣驅動，與市場需求存在脫節。相比之下，深圳研發投入占GDP比重超過5%，企業是研發投入的重要主體，技術創新更多圍繞產業需求展開。這種差異導致香港科研成果轉化率低。而河套合作區的價值正在於通過制度創新彌合科研與產業之間的距離。深港兩地園區隔河相望，形成“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空間格局，既連接香港國際化科研資源，也銜接深圳產業鏈和應用場景。通過在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領域探索規則銜接，可以將地理上的“近”轉化為制度上的“通”。

二、科研人才制度創新應從“便利流動”轉向“匯聚全球高端人才”

人才是科技創新的核心資源。當前粵港科研合作的關鍵，不僅是提升人員跨境便利程度，更在於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幫助內地高校和科研機構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河套合作區人才制度創新不僅要促進人才流動，更要打造成為高端人才蓄水池。

香港擁有高度國際化的高校體系和科研網絡，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具備天然優勢，如個人所得稅最高15%，對部分華人學者有吸引力，但非華人頂尖人才更看重科研平台、產業場景和發展機會。河套可依託香港國際網絡，推動內地高校及科研機構與海外團隊共建聯合實驗室和科研平台集聚國際高水平人才。在制度設計上，河套可圍繞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領域，探索科研人才資格互認，同步完善跨境個稅、社保銜接等配套機制，增加對高端人才吸引力。

港深創科園

三、科研物資和數據跨境流動需要“開放與安全並重”

科研設備、實驗材料、生物樣本跨境等具有專業性強、時效要求高的特點，與普通貿易商品存在本質區別。目前粵港科研物資跨境仍主要按照一般貨物貿易方式管理，與科研活動規律並不完全匹配。

河套實踐中，這一問題已經較為突出。調研發現，雖然河套對科研機構自用物資進區便利化已有改善，但研發設備、樣機等科研要素動態流轉仍缺少適配機制。例如，鋼研國際新材料創新中心從事高端材料和特種鋼研發，部分設備和樣機需要在河套實驗室、內地中試基地及企業現場之間往返，用於測試驗證和工藝優化，但在現行監管模式下，設備臨時離區檢測、維修仍面臨流程複雜等問題，影響研發效率。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際總部反映，部分尚未完成註冊認證的醫療器械需赴香港檢測，但返回內地時可能面臨報關障礙。香港城市大學深圳研究院也提出，香港與深圳科研儀器設備雙向調配仍受通關規則限制。

對此，河套合作區應優化科研物資便利化機制，依託科研機構白名單備案、分類分級管理與數字化監管手段提升流轉效能。對低風險設備與常用材料開闢“綠色通道”實現快速通關，對涉及生物安全及特殊樣本物資需明確審批標準，實現便利流通與規範監管統一。相較物資流動，科研數據跨境流動需更加審慎地劃定安全邊界。AI訓練、醫學臨床試驗等數據交織著個人隱私、商業秘密與國家數據安全等多重訴求。因此，河套合作區需構建以分類分級為核心的管理機制，在保障數據便捷流通的同時築牢安全防線。

四、跨境知識產權平台建設關鍵在規則協同

科技成果能否實現產業化，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是重要基礎。香港擁有國際化法律服務體系和較成熟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廣東則擁有產業鏈和市場優勢。但兩地在專利申請、司法救濟、侵權賠償等方面仍存在差異，影響部分科研成果跨境轉化。

調研發現，香港科研人員較關注內地知識產權保護的不確定性。由於兩地法律體系和司法實踐存在差異，一些科研團隊擔心核心技術進入內地產業鏈後面臨維權成本較高、侵權賠償不足等問題，進而降低高價值成果向內地轉移的意願。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材料等研發投入高、商業價值大的領域，知識產權保護預期直接影響科研成果產業化決策。

因此，跨境知識產權合作的重點並非追求兩地制度完全統一，而是在現有制度框架下加強規則銜接和服務協同。河套合作區可探索建設大灣區一站式跨境知識產權服務平台，提供專利檢索、技術評估、成果交易、法律諮詢和融資對接等全鏈條服務。同時，應完善跨境科研合作知識產權規則，在項目初期明確成果權屬、收益分配和商業化權益，減少後續爭議。此外，可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探索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科技成果證券化和研發風險保險等工具，為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長周期、高投入的前沿領域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資本支撐。

五、從“試驗場”到“示範區”，河套合作區有望輸出灣區創新規則

河套合作區的跨境制度創新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難以一蹴而就，更適合採取“小範圍試點、制度化總結、逐步推廣”的漸進路徑。未來，可以依託重點產業和重點科研機構率先破題，對前述的人才資質互認、物資數據流動、知識產權協同等機制開展深度壓力測試與實踐檢驗。在此基礎上，將行之有效的經驗提煉為標準化、可複製的規則體系，逐步向粵港澳大灣區全域輻射推廣。

從長遠審視，河套合作區的戰略價值遠超建設一個物理層面的科技園區，其核心使命在於探索跨制度環境下創新要素高效協同的新模式。展望未來，隨著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壁壘的逐步消解，河套合作區將從先行先試的“試驗場”發展成為制度輸出的“示範區”，將真正成為鏈接香港科研、廣東製造與全球市場的超級樞紐，不僅為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注入強勁動能，更為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創新集群提供高標準、可複製的制度樣本與規則範式。

（作者為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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