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簡軍波：英國黨爭趨烈，斯塔默政府強化“親歐”路線近次，英國地方選舉，工黨幾近慘敗，英國首相斯塔默面臨黨內“逼宮”，要求其下台。面對此壓力，斯塔默於5月11日提出三大施政新方向，包括大打“歐洲牌”，尋求跟歐盟簽訂廣泛加強合作的新協議，制訂促進青年跨境求學就業和生活的計劃等。他為何要這樣做？如果他真的下台，或工黨丟失執政權，會如何衝擊中英關係？ 一、斯塔默強化英歐關係的深層動因 斯塔默擬加深英歐關係，本質是以對外合作化解對內危機，以應對保守黨進攻、工黨自身內部黨爭和社會經濟困境帶來的多重執政壓力。 2016 年脫歐公投後，國內“脫歐派”與“留歐派”的對立成為英國政黨政治的核心博弈點。保守黨長期綁定“脫歐有利”的叙事，牢牢掌控疑歐選民基本盤，極右翼的改革黨更是以“反建制、反移民、反歐盟”為核心，在2026年5 月地方選舉中一躍成為地方第一大黨，直接吞噬工黨傳統勞工票倉。 在此局面下，斯塔默通過“親歐”路線，可精準瞄準60%的認為脫歐是錯誤的選民（根據最近民調），同時通過有限重返歐洲的承諾，爭奪中間搖擺選民，將對手選民壓縮至 “極端疑歐”的角落。這一策略本質是以“理性和有限留歐”對抗“極端脫歐”，重構工黨在後脫歐時代的政治叙事。 另外，鑒於工黨在今年5月地方選舉中遭遇慘敗後，黨內爆發嚴重政治危機，其中有30多名國會議員公開呼籲斯塔默辭職，4名內閣大臣要求其設定卸任時間表，副首相、國防大臣等核心成員也開始籌備黨首選舉，黨內“倒斯塔默” 勢力蠢蠢欲動。斯塔莫通過強化英歐關係政策，實際上彌合了黨內不同派別的差距，既滿足了黨內“親歐派”訴求，又以不重返歐盟、僅深化經貿、人文與防務領域有限合作安撫了黨內疑歐勢力，能避免黨內進一步分裂。 從緩減社會壓力來看，由於脫歐後英國經濟發展一直較為低迷，選民對政府的醫療、教育、住房和移民等問題存在越來越多的不滿情緒，社會分裂風險上升。斯塔默實施英歐合作政策，通過與歐盟重建單一市場准入、深化能源合作、打通勞動力流動通道，能緩解國家經濟增長乏力、通脹高企、能源安全不穩的壓力，增加青年職業發展機會，也因此能減輕工黨執政壓力。同時，在其國內經濟成績不明顯、民生議題難解背景下，通過與歐洲大陸合作實現外交成績突破，一定程度上也能化解內政無功的窘境和來自保守黨的攻訐。 二、英國極右翼政黨上台的可能性暫時不高 儘管在此前地方選舉中，以法拉奇領導的改革黨為核心英國極右翼崛起勢頭迅猛，但它成為主要執政黨的可能性目前不大，但有可能成為關鍵“造王者”。 從其局限性來看，極右翼政黨的支持率依然碎片化，儘管在英格蘭支持率較高，但在蘇格蘭、威爾士等地區支持率較低。尤其主流輿論對這些政黨貼上“極端化”負面標籤後，實際上英國年輕選民對其支持率不足。即使支持改革黨等極右翼政黨的選民，也并非出於對這些政黨的真正熱愛與認同，而是出於對傳統工黨和保守黨的失望，在最終投票關頭，極右翼政黨不一定能得到理性選民的支持。
英國首相斯塔默。新華社資料圖 另外，英國兩黨制傳統根深蒂固，工黨與保守黨輪流執政的百年傳統與格局難以在短期內被顛覆，選民對非建制派政黨存在天然不信任，尤其是英國企業界強烈反對極右翼政黨的極端疑歐主張。而且兩大傳統政黨也不會坐以待斃，目前都在通過調整政策與策略以爭取更多選民，如保守黨為阻止改革黨進一步蠶食其票倉，會強化“控移民、穩經濟”政策。再者說，極右翼政黨缺乏執政經驗，并無系統治國綱領，組織鬆散，無完善地方基層體系，大選動員能力相對較弱，也會拖累議會選舉。 當然，在民粹主義在西方強勢崛起背景下，英國極右翼政黨也正成為英國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2026年地方選舉中改革黨支持率的飈升，抓住了北部工人階級、南部中產保守派與白人中老年群體的胃口，充分展現了極右翼政黨的影響力。如果未來幾年英國經濟依然維持低增長、高通脹、高失業態勢，民生問題持續難解，移民問題繼續發酵，會為改革黨帶來利好。 基於上述局面，2029年如期大選或提前大選，工黨和保守黨很可能獲得位居前列的選舉結果，但大概都難以獲得多數席位，極右翼改革黨會緊隨其後位居第三，成為組建聯合政府的關鍵黨派。因此，極右翼政黨單獨上台的概率低，但可能成為關鍵 “造王者”，成為重要執政夥伴，左右聯合政府政策走向，推動英國進一步“右轉”。 三、未來中英關係發展 若工黨能正常執政到2029年，則在此之前中英關係應能保持大體穩定，雙方合作尚能務實正常進行，儘管一些經貿摩擦與挑戰也在所難免。若工黨在此之前或2029年失去執政地位，讓位於保守黨，或即使掌握議會權柄，而改革黨成為執政夥伴，則中英關係會受到短暫衝擊。 若保守黨回歸，鑒於目前該黨秉持英美特殊關係和西方價值觀優先的一貫理念，則可能放棄工黨目前“務實的現實主義”對華路線，重拾“中國威脅論”，會給中英關係注入不穩定因素。若工黨即使執政但改革黨成為執政夥伴，在改革黨“反建制、反全球化、民族主義”立場影響下，英國對華友好空間將受到擠壓，可能提出抵制中國投資、限制中國企業和中國留學生等一些較極端的操作。 當然，未來中英關係發展整體基調并不完全取決於英國政黨結構和議會議席分配的變化，中國的反應和外部環境的塑造同等重要。如果中國能够采取相應措施化解英國的疑慮或采取針鋒相對的方式進行有力回擊，促使英國不得不放棄過度反華操作，則英國對華政策會逐漸回到部分務實的軌道上來。而跨大西洋關係與中美博弈的發展態勢，也會促使英國對華政策作出相應調整。因此，整體而言，未來中英關係的發展會受到英國議會選舉和政黨力量格局變化的深刻影響，但并非完全決定性因素。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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