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五、組織網絡：從“日本會議”到“政策研究會”的資金閉環

此外，日本右翼并非散兵游勇，而是構建了一張從民間到國會、從思想到資金的嚴密網絡。

1. 頂層設計：“日本會議”

作為日本最大的右翼組織，“日本會議”雖不直接參與選舉，但通過其國會議員懇談會（曾擁有約280名議員），掌控了自民黨等政黨的核心議程。它負責提供思想綱領（如修憲、反夫婦別姓），是右翼的“總參謀部”。

2. 資金動脈：“政策研究會”

這是右翼資金運作的核心樞紐。議員名義下的“政策研究會”表面上是研究機構，實則是企業獻金的“洗錢池”。其運作模式為，軍工、建築等受益企業將資金以“研究贊助”名義注入研究會。資金通過“演講費”“項目外包”等形式，流向支持修憲和擴軍的網絡右翼及智庫，形成“企業出錢→研究會洗白→政客推政策→企業獲訂單”的完整閉環。

3. 地方滲透：街宣車與選舉機器

在地方層面，右翼團體（如“統一教會”關聯團體）通過街宣車（ガラガラ）製造噪聲，騷擾反對者。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強大的基層動員能力，在選舉中為右翼議員提供“組織票”（如神社本廳的信徒票），確保右翼政客在地方選區的高當選率。

六、右翼思想對自衛隊的系統性滲透與村田事件的深層解讀

村田晃大事件最令人警醒的，是右翼思想已經系統性滲透到日本自衛隊的教育體系。村田畢業於陸上自衛隊幹部候補生學校，這個培養自衛隊中堅官員的地方已成為修正主義史觀的溫床。

首先，思想上的“敵人”建構。

右翼媒體長期渲染“中國威脅”，將中國塑造成日本的“存亡危機”。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叙事滲透進自衛隊內部，使部分極端分子將攻擊中國外交機構視為“愛國行動”。防衛大學的必修課“防衛學概論”堂而皇之地使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等充滿對華蔑視心態和“皇國史觀”的詞彙，將侵略戰爭歪曲為“對歐美列強侵略亞洲的自衛”，甚至把殖民侵略美化為要建設所謂“大東亞共榮圈”。

其次，組織上的管理縱容。

自衛隊內部長期存在“國防族”議員的影響，管理層對官兵的右翼思想傾向缺乏有效篩查和管控。這種組織上的鬆懈，為極端事件的爆發提供了土壤。防衛大學及各教育機構頻繁邀請極右翼人士擔任講師，包括否認侵略歷史、極端仇華的種族主義者并主張參拜靖國神社的作家竹田恒泰、主張“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英國記者亨利·斯托克斯等。日本陸上自衛隊就曾於2022年邀請竹田恒泰為自衛隊學員授課，甚至將這種極端思想的灌輸當作正面宣傳。

再次，集體參拜的制度化。

防衛大學學生有徒步百公里集體參拜靖國神社的“慣例”，進行所謂“鍛煉體力氣魄、慰勞護國英靈”的“朝聖”。2023年5月，時任海上自衛隊訓練艦隊司令官今野泰樹率領160多名自衛隊候補幹部穿制服參拜靖國神社。

資料圖為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主辦公樓。（圖源：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官網）

七、右翼勢力對日本社會的全面毒化

日本右翼勢力通過多種渠道對日本社會進行系統性毒化，使得日本社會近年來加速右傾化。

首先，歷史修正主義教育。

除了不斷在教科書中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戰爭之外，2026年3月24日，就在村田闖館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的高中教科書仍使用日軍“慰安婦”和強征勞工問題“不存在強制”的表述，并固化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謬論。這種系統性“洗腦”教育使得日本年輕人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甚至敵視。

其次，排外主義與仇恨犯罪。

日本社交媒體上針對外國人的仇恨與排外言論呈擴散趨勢，排外相關話題在X平台檢索量同比增長430%。2025年多名在日中國人報告被無端攻擊，襲擊者常喊排外口號。日本服務業出現“日本人優先”、國別限制、拒絕接待外國遊客等現象，部分地區實行雙重定價。

再次，軍事擴張與進攻性改組。

日本防衛費已連續14年增長，2025財年增至約8.7萬億日元。高市早苗政府推動自衛隊實施“史上最大改組”，新設部隊名稱中“戰”或“作戰”字樣頻頻出現，被媒體稱為“進攻化改組”。日本開始部署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12式導彈射程從一二百公里延伸到1000公里，可覆蓋中國東南沿海重要城市。

八、對中日關係的災難性影響

日本右翼勢力的膨脹不僅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很大變化，使得政治上加速右轉，社會右傾化嚴重，與此同時，對中日關係也造成了結構性損害。

首先，歷史認知衝突固化。

右翼勢力推動的“歷史戰”將歷史問題政治化、武器化。2014年8月，《產經新聞》提出“歷史戰”概念，獲得自民黨支持并連續納入年度“預算編製大綱”。右翼文人通過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歷史，系統性地毒化日本民眾的對華認知。

其次，領土爭端激化。

右翼團體在釣魚島問題上頻頻滋事。1972年5月，右翼組織為反對中日邦交正常化首次登上釣魚島；2010年“9·7撞船事件”後，中國駐日使領館連遭襲擊，包括長崎總領館遭火藥筒襲擊、周恩來詩碑遭塗抹等惡性事件。

再次，干涉台灣問題更加明顯。

近年來日本議員不斷竄訪台灣，安倍晉三下台後公然宣稱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等等事件皆反映出日台加緊勾連。而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公然聲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更是二戰以來日本官方首次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這種危險言論嚴重違反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此外，安全互信崩塌。

日本配合美國遏華戰略，推動“北約東進”，企圖構建區域性軍事合作網絡。日本右翼勢力甘當美國“印太戰略”馬前卒，在西南群島部署導彈系統，明確針對中國。這種進攻性軍事部署導致中日安全互信降至建交以來最低點。

最後，經濟民族主義抬頭。

前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等右翼人物鼓吹“擺脫對中國遊客的依賴”，無視中國遊客占日本入境旅遊消費36.8%的現實數據。這種經濟脫鈎論調損害中日經貿合作基礎，違背經濟全球化大勢。

綜上可見，從靖國神社的香火，到國會通過的萬億防衛預算；從街頭宣傳車的噪聲，到自衛隊教材中的歷史修正主義；從“日本會議”的思想操控，到“政策研究會”的資金閉環——日本右翼的陰影已從社會邊緣蔓延至國家機器的每一個齒輪。自衛隊現役軍官村田晃大持刀闖館事件看似偶然，實則是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的集中體現。日本右翼已成功將其極端主張包裝成“國家利益”，通過“新軍國主義”政策綁架了整個日本。

更令人警惕的是，村田的行為模式與20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的“昭和維新”何其相似。當年正是那些滿腦子“皇國史觀”、自詡為“憂國之士”的基層軍官，通過暗殺、政變等行動，一步步綁架了日本國家機器。

國際社會必須清醒認識到，一個在國內縱容極端思想、在對外政策上日益激進的日本，無疑是一個更危險的日本。如果日方不能從事件中深刻反思，妥善處理，而是任由軍國主義遺毒滋長蔓延，終將葬送日本戰後和平發展成果，也可能再度給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不可預知的災難。（完）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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