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2月25日電 近期，美國金融市場在多重宏觀變量的交織作用下，正陷入方向不明的震盪格局。關稅政策的反覆搖擺、經濟增長的顯著放緩，以及通脹指標的相互背離，構成了壓制市場預期的“三面夾擊”。這三重因素相互作用，深刻影響着聯儲局的決策邏輯與市場資金的流向。

圖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大樓外景 圖片來源：新華社

首先是關稅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為市場注入了強烈的政策風險溢價。2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全球多國的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15%，這一單邊主義表態瞬間收緊了市場神經。關稅本質上是向進口商品徵稅，其後果是推高美國本土企業的生產成本與消費者的終端價格，侵蝕企業利潤空間，更加劇了市場對“滯脹”風險的憂慮。這種“高成本、低效率”的預期，直接引發了資本市場的避險情緒。2月23日，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下挫，資金湧入黃金、白銀避險。加之最高法院裁決原有“對等關稅”違憲，迫使政府尋求新立法路徑，政策連貫性受損，企業在供應鏈佈局上舉棋不定，進而抑制了長期投資意願。

這種受抑的投資意願，如今已在宏觀數據中充分顯現，經濟增長動能隨之急劇衰減，直接動搖了美國金融市場的底層支撐。數據顯示，2025年第四季度美國GDP年化季率僅為1.4%，不僅遠低於市場預期的2.8%，更與前三季度的4.4%形成斷崖式落差。其核心原因在於增長結構的失衡：作為經濟支柱的個人消費明顯減弱，商品消費甚至出現負增長；私營部門投資雖有反彈，卻被淨出口下滑與政府削減開支所抵銷。這種“消費熄火、政府拖後腿”的格局，讓市場意識到此前樂觀預期過於脆弱。理論上，經濟疲軟應倒逼聯儲局減息，但通脹的頑固鎖死了政策空間，令聯儲局陷入“想救市而不能”的兩難，迫使市場只能在迷霧中進行“觀望式交易”。

在這種觀望氛圍中，通脹數據的走向就成了決定政策節奏的關鍵變量，然而現實卻給出了相互矛盾的答案。美國勞工部CPI數據顯示12月通脹率降至2.4%，似乎暗示物價壓力緩解；但，商務部PCE數據卻顯示核心通脹同比上漲3.0%，遠高於聯儲局2.0%的目標。因為PCE覆蓋的消費範圍更廣，且更能反映替代效應，因此被聯儲局視為更可靠的決策依據。而PCE的持續高企，特別是耐用品與非服務類價格的堅挺，表明通脹具有黏性。這直接澆滅了市場對短期內減息的狂熱預期。當投資者無法從官方數據中獲取清晰的信號時，資產價格的波動便會被放大，資金在不同板塊間無序輪動，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脆弱性。

而這種脆弱性不僅限於美國本土，還在悄然改變全球資本對美國金融體系的看法。歐洲管理與技術學院教授約阿希姆·維爾梅林指出，隨着特朗普揚言要獲得格陵蘭島等事件發酵，歐洲社會已認識到對美國的信任“不再現實”，必須降低對美金融依賴。德國專家丹尼斯-肯吉·基普克進一步警告，若美國強化技術限制，歐洲關鍵數字基礎設施可能面臨“斷供”風險。這意味着，過去全球危機時資本自動湧向美元資產的“避險機制”可能失效。一旦去美元化加速，美元的国际流動性溢價將被削弱，美國調動全球資本應對危機的能力也將大打折扣。（綜合21經濟網，經濟觀察網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