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鏡】陳爍

　　這幾天，正在中國內地上映的電影《南京照相館》引發廣泛關注。自7月25日上映至今，其票房已經突破17億元人民幣。這部電影以1937年南京淪陷期為背景，通過一家照相館的微觀視角展開敘事。影片裡，一群生活在南京的百姓，在日軍掃蕩時期躲在吉祥照相館避難，這期間他們被迫幫助日軍攝影師沖洗底片，結果發現這些竟是日軍殘暴屠殺中國人的照片。原本只想保命的他們，最終決定拼死保存日軍罪證。

　　不少人看完電影之後陷入了深深的哀痛和憤懣當中，久久不能平靜。令人痛心的是，這樣的情節並非編劇的想像，而是取自真實的故事。影片當中的不少畫面，取材於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真實的罪證影像。在歷史的長河中，也確實有這樣的一幫人用熱血，甚至是生命，死死地守護著這一些罪證。一棒接一棒，將真相公之於眾。

　　《南京照相館》的原型是誰？當年的他們，在那段黑暗歲月裡究竟遭遇了怎樣的磨難？

　　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聚焦的，就是這樣的一幫為了揭開被塵封的真相義無反顧，挺身而出，用勇氣與堅守去拼湊歷史全貌的英雄的故事。

　　【小標題】此片並非虛構

　　【出鏡】陳爍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此後6周，整座城市笼罩在血色陰霾之下。當時，選擇留在南京的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與其他國際友人一起組建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並擔任該會主席。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他給妻子寫了很多信，記錄了他每天目睹的日軍暴行。他在信中寫道：“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姦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只有當年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堪與比擬。”他所見的是，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屠殺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似乎任何下士班長或是列兵都可以決定任何一名中國人的命運。”

　　影片以這段歷史為背景，主人公“阿昌”為求生存，冒充照相館學徒，被迫為日軍攝影師沖洗照片，當中就包括日軍脅迫民眾拍攝的“親善照”。面對日軍暴行，“阿昌”冒險協助難民逃離，並將記錄屠殺罪證的膠卷公諸於世。而在真實的歷史長河裡，曾有兩位平凡的南京青年，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冒險守護了一本相冊。最終這本相冊成為南京審判法庭上為侵華戰犯定罪的“京字第一號證據”。

　　【小標題】16張照片

　　【出鏡】陳爍

　　當時在長江路估衣廊一帶，有一家華東照相館，15歲的羅瑾在那裡做學徒。1938年1月的一天，一個日本軍官送來兩卷膠卷要求沖印。沖洗過程中，底片的畫面逐漸顯露，讓羅瑾震驚不已——砍頭、活埋、強姦……原來這些都是日軍屠戮中國百姓的真實場面，而他們選擇拍攝下來，純粹為了娛樂和發洩。羅瑾想保存這些罪證，於是冒著生命危險悄悄多洗了30張，又用硬紙自制了一個小冊子，選取了16張相片貼在內頁。在封面上，羅瑾畫了一幅反映相冊內容的畫：左邊是一個深紅色的滴血的心臟，右下方是一把沾血的利刃，刀尖下汪著一灘鮮血，右上角寫了一個“恥”字，字的正下方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寓意是，日軍在南京製造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是全體中國人的深重恥辱，何時才能雪恥？

　　1940年，羅瑾離開照相館，迫於生計進入位於毗盧寺內的汪伪政府交通電訊集訓隊，每天學習發報和架線。沒人知道，他將這本小冊子藏在宿舍床板下。次年初的一天，汪伪憲兵在毗盧寺展開大清查。情急之下，羅瑾將寺廟後院厕所的磚牆掏空一塊，把相冊塞進洞內並糊上泥巴。然而幾天後，當他再次來到厕所，準備拿出相冊時，卻發現它早已不翼而飛。擔心招來殺身之禍，羅瑾逃離南京，後輾轉多地，後在福建大田縣開了一家“上海照相館”，隱居度日。羅瑾不會想到，1941年，這本冊子在草叢中被人發現了。巧的是，這個人竟是他在集訓隊的同學吳旋。

　　多年後，吳旋的女兒吳建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父親雖然沒讀過多少書，但他明白這本相冊的分量，當時就小心翼翼地把相冊塞進裡衣的口袋。”要知道，在日伪統治區，私藏“反日資料”是滅頂之罪。吳旋將相冊藏於一尊坐佛的底座。此後，他每天夜裡站崗或上廁所時，總要偷偷摸一摸，確認相冊還在。結束培訓離開寺廟後，他又將相冊珍藏在隨身小箱的最底層。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前侵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交由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對於南京大屠殺慘案，谷壽夫百般抵賴、矢口否認：“1937年12月，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個星期，沒有聽說屠殺消息。”此話引起國人憤慨。為徹查日軍罪行、嚴懲戰犯，南京軍事法庭向市民發出號召，徵集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證。此時，吳旋翻出塵封已久的相冊，交給南京市臨時參議會。他在“為呈獻南京大屠殺案敵寇罪行照片事”中寫道：“（抗戰）勝利以來，此十六張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聞貴會有搜集敵寇罪行、偵訊戰犯用，特將該項材料檢出，請代送有關機關，使殘暴敵寇得以明正典刑。”

　　從羅瑾到吳旋，這本保存了8年的相冊，被編號為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終於完成了它的使命，昭示了日軍罪行：40餘天的大屠殺、極盡集體槍殺、活埋、刀劈等殘忍手段，34萬中國軍民被殺害，全城三分之一建築被燒毀。1947年3月10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谷壽夫死刑。1947年4月26日，谷壽夫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執行槍決。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曾對媒體說，檔案是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這些珍貴的檔案既有紙質文本，也有照片、電影膠片及其他實物等，內容相互印證、互為補充，構成完整證據鏈，其中羅瑾和吳旋保存的16張日軍拍攝的暴行照片尤為珍貴，它們作為法庭審判的重要物證，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1995年，跨越半個世紀，年歲已高的吳旋和羅瑾在南京重逢，兩人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合影。此後吳、羅二人分別在1998年和2005年去世。他們共同守護的相冊，被珍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並於2015年與國內各檔案機構所存其它南京大屠殺檔案一起，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小標題】一場“真相接力”

　　【出鏡】陳爍

　　這一段歷史，是不容置疑的，是鐵一般的事實。然而，多年來，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試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試圖歪曲這段歷史。

　　值得銘記的是，除了羅瑾與吳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身份，卻都為了還原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盡己所能，搜集、保存、傳遞、研究日軍侵華證據，為曾經的遇難者發聲。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國際社會試圖掩蓋侵略的真相。大學教授劉仲明、張查理、畢天民、于光元、李寶實、劉仲宜，銀行總經理鞏天民、邵信普和社會教育活動家張韻泠，九個人秘密行動了48天，將日軍侵華罪證整理成一份300多頁、圖文並茂的英漢雙語彙編文件。文件被裝入繡有“TRUTH”字樣的藍色布包，於1932年4月25日，在愛爾蘭傳教士倪斐德的幫助下，成功送到國聯調查團的手中，對推動國際社會對九一八事變進行定性，對伪滿洲國進行定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這九人也被稱為“瀋陽九君子”。

　　1995年，43歲的王選看到一張照片，上面是三個即將充作試驗“材料”的中國人。從那以後，她開始了解日本細菌戰。2002年，她帶領180名細菌戰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在這場目前為止中國對日訴訟規模最大、原告人數最多、歷時最長、影響最大的細菌戰訴訟中，原告敗訴，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首次在判決中認定，“二戰”期間日軍曾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30年裡，她一直與中國各地細菌戰受害者和日本的和平團體人士對日軍在中國戰場的細菌武器使用歷史調查，搜集和研究相關檔案和史料，為受害者討還公道。她曾對媒體說：“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

　　在執著於揭露這段歷史真相的海外人士中，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與她的《南京大屠殺》一書，是繞不開的重要存在。她的祖父曾經在南京蒙難，長輩的心酸往事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她不解的是，不論是在學校圖書館或者市政公共圖書館，还是她的世界歷史教材中，都找不到任何這段歷史的資料，甚至她的老師們也對此一無所知。1994年，她在參加紀念南京大屠殺受害者會議時，看到了一些令人觸目驚心的照片，激發了她寫作《南京大屠殺》的念頭。1995年，張純如來到南京，走訪了中山碼頭、煤炭港、普德寺等南京大屠殺遺址和遇難同胞叢葬地。每到一地，她都用隨身攜帶的攝像機，將紀念碑與附近的景物，認真記錄下來。除此之外，她還調查、搜集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資料，參觀了紀念館，訪問了上百名幸存者。1996年，張純如在美国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查閱南京大屠殺資料時，發現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的一些文獻資料，還打聽到了拉貝的一個外甥女仍然健在。與其取得聯繫後，張純如拿到了拉貝記錄的關於日軍暴行的日記。這對於研究南京大屠殺來說，具有里程碑的意義。1997年12月，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在美國上市，引起強烈反響，連續兩個多月被列為《紐約時報》書評最佳暢銷書，長時間淡出國際視野的南京大屠歷史在英語世界重獲關注。而張純如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抨擊和詆毀，日本右翼勢力不斷對她進行報復和騷擾，但她毫不退縮，在北美各地舉辦演講和辯論，維護歷史正義。1998年年底，張純如與時任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在美國一檔電視節目中的辯論，成為“名場面”。

　　【畫面】張純如與時任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在美國一檔電視節目中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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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由於患上抑鬱症，加上長期高強度的工作，2004年11月9日早晨，張純如在自己白色轎車內，用手槍向頭部開了一槍，結束了自己36歲年輕的生命。

　　另一位日本愛知縣圓光寺住持大東仁，自2005年以來，便代為徵集並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史料已超過4500件（套）。大學期間，他曾去中國東北考察了1個月，走訪了遼寧營口虎石溝萬人坑紀念館、黑龍江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队遺址等地。從中國回來，他著手收集日軍侵華的相關證據，揭批侵略者的戰爭罪行。面對日本右翼的攻擊，大東仁不斷“靠證據說話”。除了收集史料，大東仁的另一項工作是史實宣講。每年的8月15日前夕，他都會在名古屋舉辦以思考和平為主題的演講，而這裡也成為日本右翼勢力集中攻擊他的場所。這些右翼分子會大喊 “沒有南京大屠殺”，並且言語粗暴地要找他 “理論”。而大東仁從不逃避，也不會去和他們爭辯到底有沒有南京大屠殺，而是會拿出證據給他們看。無論是《陣中日誌》還是《戰鬥詳報》，都是日本軍方的業務日誌，上面記錄的都是無可反駁的事實。通過不斷地努力，一些右翼分子的態度有了變化，開始對他有了起码的尊重。

　　還有一位美國人的故事，想必許多人都曾聽聞。他叫埃文・凱爾，是美國一家典當行的老板。今年7月24日，他受邀參加了《南京照相館》的北京首映禮。觀影過程中，他數次落淚，回想起自己3年前捐贈相冊的類似經歷。2022年9月，他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佈視頻，稱自己收到了一本要求寄售的二戰時期相冊。當他翻看相冊時，裡面的內容讓他始料未及。相冊中出現了“南京路”的字樣，還有一些照片似乎記錄了日軍的暴行。這瞬間讓他聯想到了“南京大屠殺”。他知道這本相冊可能揭示了中國一段痛苦的歷史，如果退回給賣家，真相可能就會被永遠埋沒。於是，他買下了這本相冊，並在網上發佈視頻求助，希望能收穫更多線索和建議。但令他沒想到的是，隨後他就陷入一場巨大的風暴中。有人說相冊是偽造的，有人指責他“用戰爭罪行博名聲”，他還收到了不少威脅信息，甚至有一輛可疑的汽車，連續一周每天出現在他的店鋪對面。他當時坦言，“互聯網活活把我吃了。”他不得不穿上防彈衣、暫停生意，並因此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問題。

　　當他被重重壓力裹挾之際，不少中國網友站了出來，紛紛留言表示支持他。還有許多中國網友來到他的店鋪，與他擁抱，送來信件、鮮花表達支持，這些都讓埃文堅信自己沒有做錯。後來，隨著對相冊的考證，埃文發現照片中的“南京路”實際上在上海，雖然與南京大屠殺並不直接相關，但他覺得這依然是反映日軍侵華罪行的鐵證，必須被世界看見。當年11月，埃文與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取得了聯繫，莊重地將相冊捐贈給了中方代表。他說：“我的原則是，如果某件物品與戰爭罪行直接相關，它應該屬於博物館，而不是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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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他們用自己的方式，為還原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而努力。他們不顧個人安危，不懼外界壓力，只為了讓那段被掩埋的歷史重見天日，讓後人能夠銘記歷史，珍惜和平。

　　戰爭的硝煙已經離我們遠去，但那些血淋淋的真相不應該被掩埋。值得被記住的不僅僅是歷史本身，還有那些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冒著各式各樣、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危險，為還原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而努力。他們的故事，就像電影《南京照相館》一樣，是一場“真相接力”。

　　希望如今的我們能不負他們的期望，銘記歷史，並以此為鑒，珍惜和平。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記者 陳爍 董鈺婕 崔雋 殷田靜子 實習 陳功越 香港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