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劉暢：長遠藍圖+年度落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的治理升級香港從來不缺規劃。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近年的《香港2030+》，以及各政策局的藍圖和策略，都曾勾勒過這座城市的未來。但香港一直缺少一份總綱，把經濟、產業、土地、民生、環境與治理放在同一規劃中。每年的施政報告回應當年急務，各部門各有時間表，政策容易各自為戰。9月16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立法會先後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與《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補上的正是這一塊。 它標志著香港開始以一套跨年度、跨部門、跨範疇的治理框架，重新梳理城市未來的發展路徑；而今年《施政報告》則把規劃中的中長期部署轉化為具體工作、時間表和政策工具。 兩者相互配合，形成“長遠藍圖＋年度落地”的新型治理結構，既為社會提供可預期的方向，也為政府建立可檢視、可調整、可問責的執行鏈條。
（香港中通社圖片） 香港五年規劃開啓治理歷史性升級 這是“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香港依然保持普通法制度、自由港地位、資本自由流動、簡單低稅制及國際化營商環境；但在高度市場化之外，政府開始更有系統地承擔規劃、協調、引導和托底的責任。這不是以行政力量取代市場，更不是走向“計劃經濟”，而是在全球政經秩序劇烈變動、傳統比較優勢承受壓力之際，為市場提供更清楚的坐標，讓資本、人才、企業和市民都能看見香港下一階段的方向。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探索現代資本主義道路、由被動接單轉向主動謀局的歷史性升級。 首個五年規劃最關鍵的突破，是首次爲香港訂下遠期目標體系——六大發展範疇、22項核心指標，其中5項為約束性指標、17項為預期性指標。預期性指標涵蓋經濟增長、研發投入、産業結構、人才規模等，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凝聚社會共識，而非强制性行政指令，這是對“有效市場”的尊重。真正體現“有為政府”的是約束性指標。北部都會區未來五個年度“熟地”產出900公頃，是過去五年的7.5倍；單位本地生產總值碳強度較2024年累計降低32.5%；零碳能源占發電燃料組合30%；大氣PM2.5濃度降至14微克以下。 施政報告的對應行動：藍圖如何落地 規劃第七篇寫明瞭一套全新的實施保障機制：“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職滙報”。《施政報告》根據規劃的戰略方向定下年度重點，把中長期目標拆解為可操作、可考核的任務；《財政預算案》提供資源；行政長官每年述職時報告實施情況；過程中動態監測、中期評估。 這是一個完整的“規劃—預算—執行—問責”閉環，香港的長期治理，首次有了制度化的傳動裝置。 對應關係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隨處可見。規劃要鞏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施政報告即把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額度擴至5,000億元、貸款年期增至三年，推出七天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並爭取國家財政部增加在港發債規模；規劃要求北都加速提效，施政報告即宣布九個新發展區全數開動，並制訂北都專屬法例；規劃以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目標，施政報告則列出人工智能在金融、醫療、法律、交通、社福等場景的全覆蓋清單，外加全民AI培訓。 五年看方向，一年看落點，財政看子彈——三份文件各司其職，環環相扣。 經濟轉型，北都引擎 長期以來，香港作為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經濟節奏高度跟隨全球周期，產業布局側重“順勢而為”，缺乏主動塑造産業生態的長期布局。五年規劃第一次為香港經濟畫出了清晰的長期路綫圖：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四大中心”地位，同時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是北部都會區的全面提速。過去香港的經濟和人口高度集中在維港兩岸，土地稀缺、樓價高企、產業空間不足成為長期瓶頸。五年規劃將北部都會區定位為“高水平專上教育、創科產業融合及國際高端人才集聚的重要戰略載體”，打造“南北部都會區是五年規劃“空間維度”的縮影：通過長期規劃引導土地、資本、人才向北流動，既破解香港自身的空間瓶頸，也深度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腹地，這是讓香港真正成為灣區核心樞紐的關鍵一步。 民生兜底：以長期視角破解深層次難題 香港的民生老大難問題——房屋、醫療、安老、青年發展，本質上都是跨周期問題，很難靠一年一年的零星政策根本解决。五年規劃第一次為這些議題設定了清晰的長期目標和時間表，施政報告則逐年跟進、動態優化，形成“久久為功”的政策連續性。 以房屋為例，五年規劃明確未來十年準備約2500公頃熟地，公營房屋每年平均落成超過35000個單位；2026 年施政報告則進一步落實簡樸房制度、優化資助出售單位、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的具體舉措，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已從高位6.1年降至4.8年。醫療、教育、安老等領域同樣如此：五年規劃定長期供應目標，施政報告出年度改革措施，基層醫療擴容、第三間醫學院建設、樂齡科技生態圈等工作有序推進。更重要的是，五年規劃將“民生為本”作為七大原則之一，強調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惠及市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長期規劃引導資源向民生領域傾斜，修復市場機制的盲區，這本身就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發展路徑的重要補充。 國際大變局中的“一國兩制”的治理新實踐 全球資本主義正受貧富分化、公共品短缺、周期危機困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不能外溢矛盾、也不能完全靠市場調節，只能以“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矯正市場失靈。五年規劃不取代自由市場，而是用長期土地、公屋、基層醫療、創科基建與培訓，降低企業外部成本、提升青年與基層預期。公營房屋未來五年連同簡約公屋約19.6萬單位，公屋綜合輪候由2026/27年度4.5年降至2030/31年度4年以下；簡樸房制度取代劣質劏房，未來十年新資助出售單位增大室內面積；基層醫療以地區康健中心、醫健通＋、第三醫學院、自主藥械審評構建可持續網絡。 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撕裂、產業鏈重構、技術變革加速，高度外向的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香港正在探索一條既保持資本活力、又兼具社會公平，既能快速應變、又能長遠謀篇的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現代資本主義治理新路。這條路沒有現成答案，若能堅持市場活力與政府引導並重、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同行、國家戰略與市民福祉互相支撑，香港便有條件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掌握確定性，在外部震蕩中化被動為主動，走出一條更具韌性、更具包容性、也更具香港特色的現代治理道路。 （本文作者為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黃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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