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屠海鳴：兩位中國數學家獲大獎帶給香港的啟示前不久，兩位中國數學家王虹、鄧煜榮獲菲爾茲獎的消息引發全球學界熱議。這是該獎首次授予中國籍數學家，也是中國數學家首次在同一屆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同時獲得兩枚菲爾茲獎。 菲爾茲獎由國際數學聯盟頒發，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歲以下、在數學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數學家。由於其嚴格的評選標準和重要影響力，菲爾茲獎通常被稱為“數學界的諾貝爾獎”。
自1936年菲爾茲獎設立至2026年菲爾茲獎揭曉，同一屆有兩位來自同一國家的數學家共同獲獎的情況僅出現過五次，分別涉及美國、法國、英國和俄羅斯四個國家。王虹與鄧煜的同時登頂，不僅讓中國成為第五個達到這一成就的國家，更是首次有亞洲國家實現“同屆雙響”。 王虹、鄧煜獲獎，打破了外界對華人科研“重應用、輕基礎”“重跟隨、輕原創”的固有刻板印象。菲爾茲獎獲得者傑曼諾夫說：“兩位獲獎者最重要的教育階段都是在中國完成。他們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證明了中國在世界數學領域的地位正變得日益重要。” 正如國外學術界所言，王虹、鄧煜雙星閃耀，不僅印證了我國基礎學科人才培育的實力，更為香港吸引高端人才帶來諸多啟迪。 觀察成長路線 厘清核心邏輯 菲爾茲獎向來以極高的入選門檻著稱，僅授予在數學領域作出顛覆性、原創性、開創性貢獻的年輕學者，是國際數學界最高榮譽。 王虹與合作者證明了三維掛穀猜想，這個問題困擾了數學界100多年，她也由此成為歷史上第三位獲得菲爾茲獎的女性。鄧煜與合作者在希爾伯特第六問題上取得關鍵進展，被公認為是這個方向125年來最重大的突破之一。 數學作為所有自然科學的基礎，是典型的“長周期、慢回報、重積澱”學科。一項頂級數學成果的誕生，往往需要學者數十年潛心深耕、孤獨探索。 兩位獲獎學者的成長歷程，均體現出這樣的共性特質：自幼深耕基礎學科、堅持純粹的學術追求，長期沉潛科研領域、不受浮躁名利干擾。兩人本科均在北京大學就讀，印證了日趨完善的國家基礎科研扶持體系、從基礎教育到頂級科研平台的全鏈條培育機制；兩人的碩士、博士階段在海外完成，也佐證了西方發達國家在科研生態方面的鮮明優勢：容許長周期深耕、包容失敗探索、遠離功利浮躁、注重興趣引導，以及鼓勵原創的學術氛圍。 此次突破也揭示了一個鮮明邏輯：國際高端頂尖人才的競爭，是長期主義對功利主義的勝出，是體系化培育對碎片化扶持的超越。而這，恰恰是香港當前人才發展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依託獨特優勢 正視現存短板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曾提出“無創科、無未來”的發展理念。并在香港編製首份五年規劃的咨詢會和施政報告的咨詢會上，就“吸引人才”發表講話。他指出，人才是城市競爭力及發展動能的最重要元素，香港要“搶人才”與“搶企業”并重，通過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和重點企業來港，為香港增強發展動能。 近年來，香港大學的引才計劃成就斐然。僅2025年，香港大學便成功吸納來自18個國家的114位國際知名學者加盟，包括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今年6月，美國芝加哥大學傑出服務講席教授、菲爾茲獎得主吳寶珠也正式加入香港大學，出任理學院數學系講座教授。 納士招賢、築巢引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引進國際高端人才方面擁有兩大優勢：第一，能全面融入國家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戰略，享受內地廣闊的市場空間、產業資源與政策支持；第二，能保持與全球接軌的法治體系、學術自由、國際通行規則、多語言環境。 在看到獨特優勢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香港的以下短板： 其一，長期主義氛圍有所欠缺。香港社會節奏快、商業氛圍濃，青年群體普遍面臨就業和生活壓力，偏向選擇金融、法律、商業等短期高回報領域，視基礎科研為“投入大、回報慢、不穩定的領域”，客觀上影響了基礎科學人才群體的形成。 其二，引進與培育不够平衡。長期以來，香港注重引進成熟頂尖人才，但對於本土青年科研人才的長遠培育、基礎學科苗子的早期發掘，對照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國內地近年來在基礎科學領域的扶持政策，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其三，“產研融合”尚顯不足。香港高校科研實力雄厚，但基礎科研與前沿產業、國家戰略需求對接仍顯得不足，大量基礎研究成果難以實現迭代升級與價值轉化。 四個重點發力 造就“人才鼎盛” 面對日益激烈的人才競爭，分析中國學者獲得菲爾茲獎的歷史性突破，建議香港在以下四方面精準發力，實現從“人才集聚”到“人才鼎盛”的跨越。 其一，求賢若渴、生態育才，建立適配基礎科學發展的人才機制，香港應在建立長遠機制上加力。在政策層面，針對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設立長周期科研專項資助，免除優秀青年學者科研經費壓力，容許學術探索中的失敗與試錯；在教育層面，重視中小學生數理興趣、邏輯思維、原創探究能力的培養，建立從中小學到大學、科研院所的全鏈條培育體系。 其二，引育并舉、相得益彰，構建高質量的人才梯隊。香港應持續放大國際化優勢，主動引進全球菲爾茲獎級別、院士級別頂尖學者；針對香港高校優秀博士生、青年科研人員設立專項激勵計劃，扶持本土優秀苗子。同時，推動香港青年學者深度參與國家重大基礎科研項目，藉助國家科研資源，彌補本土科研平台資源短板。 其三，深耕厚植、積厚成勢，培育學術原創的沃土。香港社會輿論應引導人們增強對基礎科研的價值認同，讓深耕基礎科學、堅持學術原創，成為青年認可的優質發展路徑；高校應優化科研考核機制，強化成果原創性、學術價值、長遠貢獻的評價標準，讓科研人員能够遠離浮躁、潛心研究；政府和社會機構應依託香港國際化平台優勢，舉辦各類基礎科學論壇、青年學術競賽，激發青年的科研熱情。 其四，篳路藍縷、鋪路搭橋，打通科研與產業的轉化路徑。香港應推動基礎科研成果對接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科技、高端製造等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為產業高端突破提供基礎理論支撐；應搭建內地與全球基礎科研人才、學術資源、科研成果的對接平台，助力國家基礎科學領域對外交流合作。 兩位中國籍數學家獲得菲爾茲獎的歷史性突破，深刻啟示香港：全球高端人才競爭的終局，從來不是簡單的政策紅利比拼，而是學術生態、培育體系、價值氛圍的綜合較量。香港下一步可以多做打基礎、強內功、謀長遠的工作，跬步千里、蓄勢待發，在全球人才競爭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趙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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