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丁松泉：德國選擇黨崛起與德國政治光譜遷移2026年9月6日，德國東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一場地方選舉，不出觀察家所料，被視為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AfD）以約44.4%的得票率取得壓倒性勝利，遙遙領先於總理默茨所屬基民盟（18.2%）及其他傳統政黨。這是自1945年以來，極右翼政黨在德國任何一個聯邦州取得的歷史最高票數，極右翼政黨首次有望在德國執掌州級政權，無異於一場烈度不低的政治地震，因為，雖然只是一次州級選舉，但是，這場勝利背後，是德國深層次社會矛盾與政治生態變遷的集中爆發。選擇黨的崛起既植根於德國東部特殊的經濟社會土壤，也源於聯邦層面政治失能與外部衝擊的共振。這次的地方選舉深刻反映了德國民意的走向，預示著德國政治光譜未來的遷移路徑。 一、勝利的土壤與根源 薩克森-安哈爾特州位於原東德地區，自德國統一以來一直面臨嚴峻的經濟困境：人口流失嚴重，失業率遠高於全德平均水平，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這種長期存在的經濟落差和相對剝奪感，為反建制政治力量的生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選擇黨的勝利離不開三大因素的交織： 第一，移民問題與安全焦慮。近年來德國持刀襲擊等暴力事件頻發，傳統政黨被認為未能有效應對，使得選擇黨強硬的反移民立場獲得了更多民眾支持。該黨承諾收緊邊境管制、大規模遣返未完成社會同化的外來移民，這些主張直擊選民的安全焦慮。 第二，經濟困境與產業焦慮。德國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經濟危機，全社會彌漫著深度的產業焦慮。長期以來，德國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如今面臨美國關稅等多重打擊，製造業遭受重創，傳統的優勢產業如汽車也受到新能源汽車的衝擊，導致大量人員下崗失業。民眾對傳統政黨的經濟治理能力失去信心，轉而將選擇黨視為打破二戰後基民盟和社民盟長期執政格局的一次機會和嘗試。選擇黨最初正是以“財政鷹派”和反歐盟救助的姿態起家，其經濟議題根基深厚。 第三，對默茨政府的不滿與失望。 現任總理默茨政府應對民眾經濟不振和民眾焦慮基本束手無策，內部經濟治理民意起色，外部俄烏衝突協調無力，增加對烏克蘭的支出，更難以解決能源價格上漲的難題。此外，在競選時承諾維持限制政府借貸的“債務刹車”機制，但在選舉後卻通過操作將軍事開支排除在外。這一在民主程序上備受質疑的做法疏遠了大批右翼選民，正是在那時，選擇黨在民調中首次超越聯盟黨。此後，默茨的個人支持率持續走低，選民對其經濟改革計劃和溝通風格均反應冷淡。 二、選擇黨的政綱與號召力 2026年7月4-5日，選擇黨在愛爾福特舉行第17屆聯邦黨代會，這次會議的核心，是德國選擇黨戰略定位的根本轉變，即從過去的抗議型邊緣政黨向執政黨目標邁進，類似於其他國家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個轉變標誌著其政治策略的根本性轉向。對於我們熟悉黨建歷史的研究者看來，這是一個政黨走向成熟的標誌。 在政策主張上，選擇黨提出了激進而系統的綱領：內政上，推崇備受爭議的“再移民”概念，要求大規模驅逐未完成“社會同化“的外來移民及庇護申請者；經濟能源上，主張廢除激進的能源轉型政策，重啟核電站和煤電廠，修複“北溪”天然氣管道，以擺脫對高價液化天然氣的依賴；外交上，持強烈疑歐立場，要求削減對歐盟預算分攤，同時主張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調整對烏克蘭援助政策。 這些政策綱領擊中德國時弊，回應民眾關切，支持率的提升合乎邏輯與現實。 三、政治衝擊波與政治光譜遷移 選擇黨的歷史性勝利在德國政壇引發了連鎖反應。即便未能獲得單獨組閣所需的絕對多數席位（距多數尚差3席），其政治影響力已不可同日而語，牽動德國政治光譜的移動。 長期以來，德國主流政黨對選擇黨采取政治孤立的“防火牆”策略，拒絕在任何層面與其合作。但是，當選擇黨獲得近半數議席時，傳統政黨若想繼續排除它，就必須組建橫跨左右、缺乏政策共識的“大拼盤政府”，必須聯合選擇黨以外的所有其他政黨。這種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執政聯盟能否建立起來還不確定，難得一見的執政機會，對一直沒有參與執政機會的小黨而言，與選擇黨合作是不小的誘惑。即使非選擇黨聯盟勉強建立，其內部政見分歧嚴重，摩擦不斷，執政力堪憂，反而可能進一步透支選民信任，將選民往選擇黨趕。 地方選舉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選擇黨的全國野心。選擇黨聯合主席魏德爾已公開呼籲提前舉行聯邦選舉，要求在“聖誕節前換掉總理”。該黨全國支持率已飆升至29%，超越聯盟黨成為第一大黨，其對2029年聯邦層面執政的野心已不再遮掩。 由於默茨政府應對德國經濟與社會問題沒有有力招數，且德國目前的問題非一朝一夕能够加以改變，德國民眾向法國和意大利那樣繼續往右靠的趨勢還將繼續。筆者20年前曾經指出全球化與西方向右轉的問題，根源是全球化和新興市場的發展，瓜分了更多原來西方獨佔的份額，對福利國家釜底抽薪，迫使他們防守自衛，政治光譜向右移動。 至於光譜移動的程度，還要看德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以及能否早日結束俄烏衝突而定。 四、不應過高估計 儘管選擇黨的崛起令人震驚，甚至有人拿它與1933年納粹上台的歷史類比，但選擇黨不同於納粹黨，當前的形勢與一戰後德國形勢截然不同，對選擇黨前景的評估仍需保持審慎，不必過於高估。 首先，結構性制衡依然存在。幾十年來，以基民盟和社民盟為代表的主流政黨在戰後德國發展方面做出過歷史性貢獻，民意基礎和社會形象仍在，根基深厚，只要不犯重大錯誤，在全國範圍聯合對付選擇黨的實力仍在。針對選擇黨的“防火牆”雖面臨壓力，但短期內全面崩塌的可能性不大。同時出現的針對選擇黨的大規模民眾抗議也表明，反對極右翼的社會力量依然廣泛而堅定。 第二，民眾對選擇黨執政能力的擔憂。選擇黨長期處於反對黨地位，缺乏實際的治國理政經驗。選擇黨激進的脫歐、反移民等政策一旦付諸實踐，將給德國經濟和國際關係帶來巨大風險，理性的德國民眾會不僅擔憂。選擇黨要贏得德國大多數民眾的信任，需要在地方執政中展現出良好的執政與治理能力，目前這才有機會開始。 第三，理性溫和的社會土壤的制約。德國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強大的公民社會和深嵌歐洲的治理框架，與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政治生態已截然不同，德國民眾對歷史的認識理性和全面，與日本截然不同。選擇黨即便在地方執政，也將受到聯邦法律、憲法法院和歐盟機制的多重約束。 因此，我們判斷，德國極右翼會有所發展，但是，選擇黨全面執政的挑戰大於機會，并且隨著它離執政前景越近，它越會向中間靠，以獲取更多的中間選民。 德國民眾要擔心的，不是哪個政黨執政的問題，而是如何應對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挑戰。 （本文作者為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學者、資深時事評論員。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錢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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