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楊莉珊：香港經濟的危機與商機香港特區政府經濟數據顯示，今年首季度的GDP實質增長僅有1.9%，第二季考慮到中美關稅戰的衝擊，相關數據可能慘不忍睹，情況遠不是個別官員及媒體口中的“強勢復甦”。當前政府財赤，中小企業接連倒閉，樓、股市值距離高位仍遙遙無期，大多市民北上消費追求更高的性價比，說明當前香港經濟仍顯疲態。香港經濟何至於此，又該如何走出困境，這已經成為近年全社會不斷討論的問題，筆者近日與商會朋友交流後，總結幾點看法與大家分享。
香港中通社圖片 近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區域競爭激烈及地緣政治局勢惡化，這些外部因素都為高度外向的香港經濟帶來重大挑戰。但香港自從二戰以來已經歷經多次外部因素的衝擊，雖有起起伏伏，但其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地位，依然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歷久不衰。但有評論意見認為“這次不一樣！”，筆者深感認同，因為香港當前所面對的社會因素、經濟因素與過往有所不同。 受到社會因素牽制，香港經濟快速復甦的動能正在降低。首先是人口紅利消逝與產業失衡，2024年最新資料顯示，65歲以上人口佔比已達22.5%，總生育率僅0.84，遠低於世代更替水準，且人口老化的趨勢仍未見頂，香港正以驚人的速度邁向“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的將影響勞動人口、服務效率、消費規模等多方面。再加上是由黑暴引發的恐慌性移民潮，政府2023年估算約有14萬勞動人口離開香港，讓香港損失了一批專業人士及職場中堅。 香港產業結構不平均也加大了經濟轉型復甦的難度，服務業長期佔香港經濟總量高達90%以上，香港過往也因此而繁榮，但過度倚賴服務業的老大難問題仍影響著香港的經濟復甦，當環球金融業放緩加上美國鼓勵外資撤離香港，服務業首當其衝受影響。而當新能源等綠色經濟、人工智能、數字金融等創新科技逐步成為經濟的強大動力，香港在這方面卻顯得舉步維艱，雖然孫東局長埋頭苦幹，但畢竟基礎淺薄，配套不足，創科產業僅佔GDP不足一個百分點。此外，越來越多香港消費者北上消費以及使用內地電商平台購物，也說明本地傳統零售業失去吸引力。而政府一度寄望旅遊業可替代北上消費的零售損失，卻是丁財兩不旺。 要破解上述困局，筆者有三個建議可供討論，包括擴充稅基、推動公共建設；發揮多元優勢領跑大灣區；發揮國際化優勢，全球徵才引財為香港經濟增添新動力。 雖然特區政府仍有財政儲備，但疫情後連年財政赤字，削弱了政府投資未來的能力。香港可借鑑澳洲、新加坡等國，考慮循序漸進引入消費稅，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有了充足穩定的收入來源，北部都會區的開發等公共投入才更有信心落實。談及銷售稅的可行性，新加坡的經驗可以參考，該國於1994年開徵3%的商品及服務稅（簡稱GST），其後逐步增至2024年的9%。2023年，該稅項已貢獻該國政府15.7%的財政收入，以香港私人消費開支計算，扣除現有重疊稅項，粗略估算每2%的GST可為特區政府帶來約270億元的額外收入，以2023年財政收入為標準，大約是財政收入的5%。雖然有不少聲音認為開徵銷售稅會打擊零售、旅遊，也對基層市民帶來額外負擔，但新加坡的經驗可透過向基層市民發放GST代金券、資助公共教育和醫療服務等方式來紓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壓力。 另一方面，香港雖已高喊融入大灣區的口號多年，但如何融入，怎樣佔據有利的主導地位，仍需要主動爭取。香港與內地最近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第二份修訂協議，據此，當中內地對本港多個專業服務領域進一步開放，這樣更有利協助產業測量等服務性專業進入內地。未來要加快消除香港金融、法律和會計等各個專業領域服務進入灣區的制度壁壘。再者，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優勢要進一步鞏固深化，雖然各大院校已陸續在灣區擴建分校，但人流、貨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等“四流”仍未打通，內地分校如何與香港本校同等國際化，這是當前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因應人才外流，特區政府雖有高材通等一系列措施，但主要吸引來自內地的人才，除此外，香港更應該重視吸引海外人才和外國資金，以維持自身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相對優勢。最近美國政府要求哈佛清退所有外國學生，並考慮以國家安全為由，將有關禁令推廣至全美其他大學，特區政府可藉當前地緣政治緊張的機會，主動爭取在歐美的華裔頂尖科學家來港發展，也要積極創造條件，將過往幾年遷出去的外資重新拉回香港。吸引人才的前提，是創造宜居宜業的環境，而吸引錢財的前提是穩定回報。 香港目前確實面對不少挑戰，但如筆者經常強調的觀點，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的財富，既要高度國際化，又要深度與國家結合，這才可以在當前複雜的外部環境中突圍而出，真正開始在“由治及興”的道路上快跑。
（本文作者楊莉珊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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